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八七会议的召开
舒少泽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昌 430072）
[摘要]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七会议纠正了中国共产党的右倾错误，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八七会议是共产国际对华政策转变的转折点，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由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关键词] 共产国际；指导；八七会议
在中国革命的严重危机下，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纠正了中国共产党的右倾错误，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势，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方针。
一、共产国际召开八七会议指示的下达
大革命失败后，怎样继续进行革命，就成为摆在中共党人面前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共产国际决定召开八七会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大革命正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而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不理解、不贯彻和不执行，即中共领导层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错误，必须开一次会议来“纠正”中共的这些右倾错误。在这种形势下，1927年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并送交共产国际批准给中共的两项指示：一是共产党人不能继续留在国民政府里。二是“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1］
二、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八七会议的主要内容
1、批评了中共的右倾错误并提出重建党中央
八七会议认为，（1）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过去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传达到群众中去。（2）认为中共所犯的严重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内民主生活状况不正常，“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的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2］（3）明确提出要重建党中央领导机构，“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应实行改组指导机关”。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3］会议认为，由于工农下层领袖的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要比现在的中央正确得多，所以应提拔一部分工农分子到中央领导机关中来。
2、继续推卸国民革命失败的责任
共产国际始终强调其对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策略方针的正确性，一味指责“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4］所以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应由中共来负。罗米那兹在会议结论报告中继续将国民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共：“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关，纵然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5］对于罗米那兹坚持为共产国际的错误开脱责任的做法，与会的中国同志并没有完全赞同和接受。罗亦农发言说：“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维经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6］但罗米那兹对于这种正确的批评，却以种种借口搪塞过去，没有认真考虑和采纳。
3、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
罗米那兹在报告中，强调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着重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中共的斗争策略。但他又强调“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打倒”，“民族解放斗争还要继续下去，此重担仍是无产阶级担负。‘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仍要存在，这些口号也是用来反资产阶级的”。［7］他的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由于把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界限。罗米那兹的这些观点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提出来的。
4、提出了中共今后的任务
罗米那兹批评了中共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认为中共应马上实行土地革命。会议在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明确规定了要没收大、中地主和一切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和无地的农民耕种的正确主张，但又强调了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这一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会议还初步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指出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今后，党必须“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8］
三、对共产国际指导八七会议召开作用的简短评价
1、八七会议是共产国际对华政策转变的转折点
共产国际此时对华政策的转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依靠武汉国民政府领导革命转变为反对武汉国民政府。随着宁汉合流及其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认识到，由于“武汉政府已经成了反革命势力的帮凶”，使得国共合作出现了“发展条件发生变化、阶级力量重新改组”的新情况，所以现在“必须中断这种合作的关系，并要同这个过去的盟友作坚决的斗争”。［9］即必须结束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与妥协，转而进行反对已经成为武汉反革命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斗争。（2）从武装国民党军队转变为武装工农群众，并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转变了武装国民党军队的政策，转而提出要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武装工农，以奠定真正革命工农军队的基础，并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实现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3）从反对建立苏维埃转变为赞同建立苏维埃。
1927年7月28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斯大林的《时事问题简评》，文章指出：“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开始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并于8月9日发出了指示。9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表示同意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并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建立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时期。
2、帮助了中共由大革命的失败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指出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无原则的妥协退让，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表现和危害，提出了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等，这些都是正确的。
中共根据共产国际上述指示的精神，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而在组织上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领导。会议首次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并且确定了党的武装暴动的总政策。这些都重新鼓起了全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然而，罗米那兹在八七会议上没有承担共产国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应负的责任。这种推脱责任的做法，不但不公道，而且也不利于共产国际接受应有的经验教训，致使后来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又继续犯了一系列错误。而且会议还提出了一些“左”的错误观点：不加分析地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从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错误倾向。把反帝反封和反对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把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划分出无产阶级同盟军之外。过分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从而造成了领导机关的混乱和宗派主义，等等。这些都成为随后中共连续三次犯“左”倾错误的重要根源。
上述共产国际在指导八七会议中的所有成绩和不足之处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思想，以及其党内弥漫着的浓厚的向敌人复仇的“左”倾情绪；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年幼的中共，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了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认识不深。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后才逐渐得到了改变。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398页.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页.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5、49-50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第493页.
[5]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4页.
[7]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2-53页.
[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7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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