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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货币史》
中国的货币史，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中国的货币，有悠久的历史，它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货币文化，而且同其他一些国家和民族也有相互影响。
而钱币之为物，和其他古物不同：第一它必定是坚固不易毁灭的，这是金属货币的一个优点；第二它必定是数量很多的，因为人人要用它；第三它必定是散布很广的，因为各地都要用它。所以只要古代使用过钱币，一定会被发现。反过来说，如果这许多年来没有发现巴比伦和埃及古代的钱币，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它们在公元前 8 世纪以前还不曾铸造钱币。西方最早的钱币，是公元前 8—前 7 世纪时小亚细亚的吕底亚所发行的。这是中国周定王的时候，当时中国已经有钱币了。
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得早，而且货币的魔力，也发生得早。外国有些人说，中国货币虽然产生得早，可是在社会上不发生多大作用，因为流通不广。这是不正确的。当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时候，想到上司家里去，撒谎说以万钱为见面礼，吓得他的上司迎到门口来。萧何因为早年多送了刘邦两个钱，后来竟加封二千户。
从货币的铸造发行权落入统治者的手里以后，货币便成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了。朝代的更换，对于币制多有所改革；朝代若不更换，则改革属于例外。中国各代帝王，多不愿改变他们祖宗的成法。
中国古代没有铸造金银币，也不用金银为流通手段；流通手段，基本上都是用铜钱。历代虽有金银钱的铸造，但这种金银钱，只具备货币的形式，目的不是流通。
在减重或贬值的时候，人们决不肯把减重或贬值的铜钱储藏起来，他们知道等到将来，这种铜钱根本用不出去，所以不如现在快点用出去，这样会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而减低它的购买力。因此中国的铜钱的性质，从它的购买力的变动一点上来看，是介乎金银币和不兑现的纸币之间的。这是中国古代货币一个重要的特点。只有晓得了这个特点，才能说明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现象，比如董卓的小钱，最多减重成五分之一，可是使物价上涨约万倍。梁武帝的铁钱，以价值来说，至少总有铜钱价值的十分之一，可是它使物价上涨几百倍。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铜钱的自发调节作用，合乎标准的铜钱，是多少有这种调节作用的，它虽然没有自由铸造制度来保证它的名目价值和币材价值的一致，但是私铸和私销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由铸造的作用。私铸和私销虽然是非法的，但是难以禁止。事实上，历代政府所禁的是私铸，而不是私钱的流通。
中国货币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封建性。
原始的铸钱方法，对于私铸非常方便。在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许多善良的老百姓也被迫从事私铸。汉武帝时犯私铸罪判死刑的有几十万人，参加私铸的有几百万人。唐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单是长安城中因盗寺观铜像和钟来铸钱而被打死的，就有八百多人。
在中国的唐朝，衡制却受到币制的影响了，在斤两以下，不再计铢、絫，而改用十进位，称钱、分、厘了，一钱就是指铜钱一文的重量，十枚开元钱就等于一两。唐以后的铜钱，基本上是维持每文一钱的重量，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的开元通宝和光绪十五年（公元 1889 年）广东用机器所铸的光绪通宝，重量是相等的。
西汉的五铢在清末还有流通。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希腊在清末的时候虽然也用德拉克马（ drachma ）为货币单位，但是在这些德拉克马中，绝找不出一枚亚历山大时代的德拉克马。意大利的里拉中，若能发现一枚恺撒时代的银币，那将被认为是一件稀有的幸事，实际上这是不会发生的。在英法等国，甚至两三百年前的钱币也已退出流通界了。
古钱的形制只是古代货币的躯壳，它的生命或灵魂是它的流通情形，尤其是它的购买力。它的遗体之值得我们研究，正如化石之值得生物学家研究一样，那是不可否认的。但如果我们能够从鸟类化石的研究而知道某种鸟在古代是怎样飞，发出怎样的叫声，其寿命如何，对于人类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岂不是更好么？
清末以来，留心货币问题的人，正是犯了这种毛病：他们似乎相信制度万能，以为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富强起来，在于变法，在于货币制度好，所以你上一个条陈，我提一个建议。研究货币学和货币史的人，主要就是致力于搜集一些法令和条例，甚至不问这些条例曾否实行和得到贯彻。似乎只要货币单位定得好，货币种类选择得好，就能算是一种好的货币制度。不知货币制度的善恶成败，既不在于钱形的美观与否，也不在于单位的大小轻重，而要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维持，使其不致搅扰人民的经济生活。
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如果不明白币值变动的情形，就容易作出错误的结论。如日本有名的汉学家桑原骘藏，因看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宋室南渡时东南岁入不满千万，到淳熙末增到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缗，就说是对外贸易发达的缘故。其实一大部分是通货膨胀的关系。这同中国史家对于唐肃宗晚年岁入的增加归功于刘晏的转运政策一样，同是忽略了货币的因素。
中国历代官吏的真实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北宋为最高，低级官吏以盛唐为最高，都超过汉朝甚远。北宋以后，这种收入就一代比一代减少，明清为最低。
我初步比较的结果，发现在西汉时，中国劳动人民的收入高于西方世界。欧洲在封建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如中国的劳动人民。但自 14 世纪末叶起，欧洲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就比中国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高了。但欧洲物价也高于中国，所以欧洲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更近代的事。因为这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中国这种自给性很强的农业社会里，通货紧缩在表面上危害很小，生产方面虽难免要受影响，但人民至少可以享受低廉的物价。英国历史上很少有物价突然上涨十倍的通货膨胀，而且他们早就工业化了，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把通货紧缩看得比通货膨胀更可怕，他们公开主张膨胀论。这种膨胀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理论，最有利于资本家，他们希望物价每年上涨，使他们的利润增加，可以进一步扩充生产。但结果往往会因争夺市场而引起战争。过去中国有些人读了英美的书，也有这种错误的见解
钱币学对于历史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世界历史上有过一些国家，除了钱币以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它们的历史主要靠从钱币上来考据。例如古代的大夏以及大月氏的贵霜王朝就是这样。就是一度同罗马争雄而且任何方面也不亚于罗马的迦太基，除了美丽的钱币以外，也没有遗下什么。有些大国，虽然有文字上的历史，但在史家看来，钱币的研究，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中国是一个史学特别发达的国家，然而文字上的历史还是有许多遗漏和错误，需要靠钱币来补充和纠正。钱币由于铸造次数的频繁，它的大小轻重最敏感地反映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所以它是直接史料，是最可靠的史料。
中国旧时官僚豪富的窖藏，在某种意义上，实可以说是流动性偏好心理的表现，是准备随时应急的。但急变的时候究竟很少，所以原为保持流动性而窖藏的货币，反而变成死的，对于物价只有发生紧缩的作用。这是存款业不发达的结果，同时又是存款业不发达的原因。
在经济上是交换的不重要和货币经济的不发达，各种支付多用实物或土地。因为封建社会是以各个单位的自给自足为目标，是一种保守的经济制度，和奴隶社会的多少带有侵略性的经济制度不同。中国在殷代已有贝壳的使用，虽然还不足以证明已发展成为十足的货币，但至少已接近货币了。如果整个周代都是奴隶社会，则商业和货币经济一定比殷末周初有长足的进步。可是实际上在春秋那一段期间，中国的货币经济，不但没有新的发展，而且似乎特别不发达。
从农器发展到刀、布的过程，也不应拉得太长。首先，那些生产工具式的古刀、布出土不多，空首布也不多，这就证明流通的时期不会很长。而货币是流动性最强的东西，传播得快，只要条件具备，一个地方采用铸币，其他地方很快就会仿效。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自吕底亚的铸币出现以后，五十年之内，就传遍了亚琴海沿岸的世界。中国在春秋前后，商品生产和交换也许没有希腊世界那样发达，大陆的交通，总是不如内海交通那样方便和迅速的，但只要两个世界采用铸币的条件成熟，就不能说希腊铸币的普及只需五十年，而中国却需要五百年。旧日的钱币学家把中国的刀、布归之于太昊、葛天，到清末得到了纠正；近年来又有向上推的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
周人的文化，比殷人落后。在古公亶父的时候，还是穴居野处。因为接受与学习殷人的文化，五六十年之间，一跃而进入农殖的阶段，并夺取了殷人的统治权。在货币经济上看来，周初和殷代是属于同一个发展阶段的，仍是以贝朋为主要的支付工具，甚至可以说是真正的货币
殷周间的中国社会，从货币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同古代巴比伦、埃及、以色列等国家是属于同一阶段。巴比伦等国使用金属也是论重量的。巴比伦和以色列以锡克尔为单位。同中国用寽为单位一样。它们的文化水平大概也差不多。即使中国已使用铜贝，只要是凭重量计算，那就不能说是真正的铸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贝币应当已不再流通，尤其是真贝，在市面应已绝迹，因为那时已有其他各种铸币了。奇怪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还有真贝出现。这不一定意味着当地还有贝币流通，虽然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因为秦始皇才正式废贝。但更可能的是：人们由于传统观念，还把它当作贵重品，特别是当作装饰品，用来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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