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阳第一次听到耶路撒冷这四个字，莫名地就觉得非常悦耳、美妙，从此以后念念不忘。还有一点是初平阳特别费解的，那就是秦奶奶明明是个文盲啊，可她这书怎么念得头头是道呢？
后来问了天赐和福小，天赐倒是毫无保留地告诉初平阳，奶奶特别认真，天天追着他和姐姐教她识字，家里的那本字典都快让奶奶翻烂了。可福小却一个劲儿地制止弟弟说这件事，这让初平阳越发地感到神秘和好奇。
此后经年，初平阳经常在转身的时候想起秦奶奶，当他侧身转到另一方向时，可能就会想起秦奶奶，而且出现在脑海里总是秦奶奶的背影——一身黑衣，摇摇摆摆地走在花街上；挺直或者弯曲的脊背，跪坐在蒲团上——秦奶奶的背影衰老，却不屈不挠。
上大学之后，初平阳养成了看《圣经》的习惯，随手翻，翻到哪一页就读哪一页。别人都认为他在玩深沉，他却说，他是在读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而其实，初平阳是把《圣经》当作字典来读，当作童年的回忆来读的。
秦环打开斜教堂的木板门，一个人进去，关上门，一个人待在里面：礼拜，祷告，阅读《圣经》，想象一尊神，枯坐，以及发呆；一个人的宗教。
这幅画面深深地刻在了初平阳的脑海里，他常常想，秦奶奶从未说过信仰这件事，她总是说：“我只是过去和他坐坐。”她要把自己的调子压到最低。
现在我们来说说这座教堂。关于教堂的来历以及建于什么年代，初平阳查阅了大量资料，有各种说法，却都无法考证。最终初平阳认为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教堂建于清代中后期。
花街曾经是著名的烟花之地，有一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听说花街上醉生梦死，顿生恻隐之心，募捐了一堆银子来到花街，建造了这座教堂，他希望这里的浮糜之人能过上有“主”的庄严肃静的生活。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座教堂逐渐倾斜，其倾斜度甚至超过了著名的比萨斜塔，所以人们都叫它“斜教堂”。但“斜教堂”这个名字不好听，“歪教堂”也不好听。“歪”和“斜”在汉语里都不是“正价值”，“正”才是好的。特别是前者，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邪教堂”。
所以秦奶奶在世时，听不得别人张嘴闭嘴“斜教堂”，在她看来，进到教堂里，它比四条街上任何一间房子都正，一点都不歪。她说，“你要是实在想说，你可以说教堂，记着，是教堂。”
无论是歪，还是斜，它一直顽强地健在。上实际90年代末，被淮海市政府授予“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光荣称号。“斜教堂”的名字也深入人心，一个“斜”字把它和所有教堂都区别开了。淮海市的官方文件里提到这座教堂，也叫它“斜教堂”。
斜教堂里最后一位洋教士是奥地利人，名字叫沙约翰，花街上的人都叫他沙教士。沙教士上世纪30年代初来到中国，辗转传教，40年代中期来到花街。没多久，新中国成立，政府下了文件，所有洋教士全部停止传教活动，一律回国。沙教士因为年纪太大，也早就适应了中国的生活，申请并获批留在了花街。因为他懂西医，就靠医术在花街得以安身。1952年，沙教士去世。
正是这个沙教士，曾救过秦奶奶的命。1949年夏天，秦奶奶得了疟疾，差点死了，是沙教士把她从死人堆里拽了回来。从此，秦奶奶就信了主，也信了教。我想她最主要的是信沙教士。
她侍奉自己的主。她的所有信仰仅仅源于一种忠诚和淡出生活的信念，归于平常，归于平静。她戴着老花镜，从目不识丁开始，到死之前几无障碍地通读了残存的《圣经》数十次。她也许甚至都没想过要把这部书彻底弄懂，她只要安妥与笃定。
这就是秦奶奶的信仰。
初平阳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秦奶奶死在了花街的石板路上，怀抱木刻的耶稣，耶稣还穿着她的雨衣。前一天晚上，闪电交加，雷雨下了一整夜。秦奶奶担心斜教堂漏雨湿了耶稣，半夜去取十字架，摔倒在半路上，再也没有起来。
秦奶奶对沙教士持久的忠诚，以及对斜教堂里穿解放鞋的耶稣谦卑的敬畏，令初平阳对这个老太太产生了深深的敬畏和长久的怀念。
穿解放鞋的耶稣，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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