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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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良

你若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会咬着指头，害羞地将头勾下来，想是想起了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接着娇态百出，偏头一笑：我写给你看。从嘴里拿出手指头，在地上画起来，边画边教导：先这样写，再这样写……她画了一个圈，然后又画了一个圈。画完后把指头塞进嘴里，盯着自己的作品欣赏半天，抽出来，指着两个圈圈说：看到没，这就是我的名字，第一个字是金，第二个字是兰，嘻嘻！

金兰姓陈，嫁给杨树塘老实巴焦的放牛倌。结婚当晚，听说喜宴就是一顿汤圆，我和她的儿子方亮是同龄，从我记事始，就知道她是一个傻子。

在金兰眼里，从无青红皂白的分别，世界在她看来，只有好坏两种，评判标准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惹恼了她，毫无道理可讲，拍着巴掌大骂，呼天抢地，情状激愤。在我小时候，逢村里干部收人头税时就能听到她抑扬顿挫的骂娘声，表达自己对收税的不满：双手时而扬起向天，时而“劈啪”拍打着大腿，右脚配合节奏用力地跺着，嘴里吐沫星子四溅飞舞，指名道姓地从村支书骂到村长，从村长骂到小组长，一路从村口水塘骂到村子对面的山上。在骂声中享受着乐趣。路人碰到她笑着打趣：金兰，你骂得还不够大声。金兰眼睛翻白，蔑视路人一眼，继续骂。村干部听到了，一笑了之：“这个金兰，又犯了疯病——放牛的，该管管你家媳妇！”放牛倌笑而不语，抱一捆稻草，去喂自家的黄牛。

骂得累了，金兰去菜园子里拨些萝卜青菜，洗了，回家做饭。村长在她门口逗她，朝屋里喊：金兰，给我留一碗饭。金兰的骂声从屋子里传出来：不留，留给狗也不留给你！干部一行人哈哈大笑，金兰乐了，也笑。

在我的印象里，金兰永远只有两种表情：开心而爽朗的大笑，怒气冲天，捶胸顿足的大骂。心无杂念，简单如斯。

金兰对读书人极好，我放假回家，被她撞见了，一定要讨我的书本看，叫着我的小名：细胖儿，让我看一下你的书本——你将来啊，一定是个大学生！我不给，远远地躲开，她也不恼火，跟着我细细数着我小时候种种：你出生的时候，我喝了两大碗的红糖水呢！是七婆接生的……小时候你很胖，很白，头上还生瘌痢！差点长不出头发……

“金兰，去你的！”我从来不喜欢别人提我小时侯头上长瘌痢的往事，仿佛那是一件极其丢人的耻辱。而她，却总是提起，一次又一次，不知厌烦。金兰还说：不对哦，不对，你应该叫我金兰婆，你还应该叫我儿子方亮为叔！我从不叫她儿子为叔，总是羞于提及，也从不叫她婆，在年少的心里，总觉得她这样一个邋遢货，衣衫褴褛，满面恶俗的女人哪有资格位尊于我之上呢？

金兰其实挺爱漂亮的。虽然身上没有一件无补丁的干净衣服，但却勤于收拾，时常在胸前别一朵栀子花，或者，春天来的时候，在山上摘几朵映山红，插在头上，村人笑话她：金兰，你真好看，像活仙子一样。金兰的耳朵里听不出讽刺，以为那就是夸奖，美得哈哈笑，双腮飞霞。

然而，这样一个傻子，却是不准别人叫她“傻货”的，只要被她听见，就会马上犯了疯病，即刻翻脸，不管是谁，都是一顿大骂。“傻货”二字，在她心目中就是极至的侮辱。人人都认为她是傻货，只有她自己，一生都在维护着自己的名声。

我读初二的那年寒假，正是新年刚过的时候，金兰在邻居家里手叉在胸前，悠闲自在的聊天。一群人都在拿她开玩笑，想逗她发疯发傻，大家好看热闹。不知是谁，响亮地喊出一声：“傻货，金兰你就是个傻货！”一句敏感的话激怒了她，她顿时面红耳赤，开口反击：你是傻货，你全家都是傻货！围在她身边的人哄然大笑。她认为那些笑声是对她的挑衅。于是，金兰的骂声像枪火一样对准了在场的所有人。

那一场骂战我现在仍记忆犹新：她睁圆了眼睛，血脉膨胀，一句一堆污言，一口一堆秽语，人们开始只是笑，到后来却都绿了脸，喝令她闭嘴，那金兰却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婆娘，越骂越凶狠，人们拿她没办法，威胁说要打。她不理会，只管骂，眼光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老实的放牛倌过来劝止她，却没有效果，放牛倌讷讷地站在一边，人们指着放牛倌骂他没用，管不住自己的女人，丢人现眼。放牛倌笑笑，拉了拉金兰的衣角，说：回吧，傻货！

金兰倔强地甩开丈夫的手，不加理会。她的儿子方亮突然从家里冲出来，一把将她推倒，摁在地上，挥拳照着她的面门直打下去：“叫你丢人，叫你乱骂！”每一拳都带着呼呼风声，破空呼啸，打在她的脸上，嘴上。金兰不再骂了，只是拼命地想爬起来，眼角被打破了，鲜血流出来，半张脸顿时肿得像发面团团，牙齿也打掉了一颗，嘴里淌出血来。众人都惊呆了，纷纷上前劝阻，好半天功夫才把方亮拉开，只见他气喘吁吁，脸色阴沉。

金兰从地上爬起来，她没有哭，呸的一口，从嘴里吐出一口血。

从那以后，金兰很少再骂人，村人都说：金兰被她儿子给收拾了！她像往常一样喜欢哈哈大笑，唱着不着调的山歌。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一个没有忧伤的人，她不再骂人，我把其中理由简单归结为：怕再被人打！

我上高中后，她儿子方亮去了广东打工，一去三四年不回家。偶尔寄几百块钱回来，她便很高兴地到处宣传，在她的梦想里，她的儿子会在将来某一天带着一大编织袋的好吃东西回来孝敬她的。

那年我回家，明显看到金兰已经大不如前了，双唇铅色，眼窝下陷，目无光彩，面容憔悴，体质虚弱。她的头发斑白，被丈夫放牛倌用剪刀剪得像牛啃过的草皮。她的牙掉得差不多了，笑起来一嘴空洞，说话漏风。见了我，依旧像小时候一样靠过来，开心地叫着我的小名：细胖儿，你回啦，见到我家方亮没有？他在广东进了厂子，一个月有好多钱呢！年底他就回来，带饼干给我吃！时而拿起自己的手指塞进嘴里，吧唧吧唧地咬。

村人问她：金兰，你是不是快要死了？昨儿半夜里，我听见你鬼哭狼嚎地叫啊！她脸色大变，惊慌失措，撇过脸去：“没有没有，你才要死了呢！”说着便逃也似的跑开了！当时的金兰已经病入膏肓，左邻右舍半夜都能听到她肝肠寸断的痛苦叫声，声音凄厉。不忍卒听。人人都怀疑她命不久已，只有她，还在坚持着和人争辩：“我才不会死呢！”时常跑到我家门口，讨好地笑着：大学生，你看到我家方亮了吗？他在广东啊！她的概念总是那么简单，只要出门在外的人，一定都是在一起的。

我说：谁见你家方亮了啊，八成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她一脸正经：嗳，瞎说，瞎说！

我心里忽然被一种伤痛击中，看着她离去的背影，说不出的悲凉。

毕业后，我去了广东，在一家破败的小工厂门口，我见到她的儿子方亮，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见了我掏出烟来显好儿：十块钱一包，十块钱一包啊！

他已经好多年没回家了，二十好几的人，混在广东，不明前途，不明方向。

“你妈死的时候，你回去过吗？”

他吸一口烟，眼神飘忽不定：没有，我才懒得回去呢——那个傻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