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鬼魅”是她的“第二张脸”：以“中国鬼魅”解构《艾菲·布里斯

【艾菲·布里斯特：“中国鬼魅”是她的“第二张脸”_原创：马中红_凯迪社区 > 心灵驿站（笑独行发布于）2017/1/22 17:09:42】113167次点击

铁山青士按：意外发现2017年1月摘编并加贴于关闭已久的凯迪社区·心灵驿站的该文帖居然得到了113167次点击，这在大叔我发布的文帖中还是极为少见的，可见该参考文摘主题与小说《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之引人注目（我猜想可能与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德国电影《寂寞芳心（Effi Briest，2009）》已在中国产生影响有一定关系），特转发于此，以期与更多的书友、影友、笔友分享。（2019年1月）

“中国鬼魅”是她的“第二张脸”：以“中国鬼魅”解构《艾菲·布里斯特》（参考文摘）

@马中红[原文]

@铁山青士（笑独行）[摘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月初版、韩世钟译《艾菲·布里斯特》

《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初稿完成于1890年，1895年出版。小说叙写了贵族小姐艾菲·布里斯特遵从母命，与母亲的情人殷士台顿结婚，但两人年龄和性情差异太大，艾菲由于感情空虚，一度移情他人。殷士台顿发现两人往来的信件后，出于维护贵族荣誉的需要，与艾菲的情人展开决斗，殷士台顿杀死了对方，并与艾菲离婚。最后艾菲病死在娘家。小说在发表之初就为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一百多年来，冯塔纳和一版再版的《艾菲·布里斯特》不但对德国文学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非德语国家和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小说的女主人公艾菲[·布里斯特]被公认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史上和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齐名的著名文学形象。/

然而，这部小说在中国的命运却似乎有些尴尬。1980年，《艾菲·布里斯特》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经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介绍到中国，但并未引起文学界足够的重视。20多年来，[关于冯塔纳的]评介文章屈指可数，仅有的几篇主要集中于对作家的批判性主题和简洁叙述风格的分析，而他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也没有引起重视和讨论。关于《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中国鬼魅”形象，更是论者寥寥。//

笔者认为，“中国鬼魅”形象在《艾菲·布里斯特》中的出现，其可供读解和阐释的意义相当复杂和深远，大有可挖掘之处：中国人为何在其中以“鬼魂”出现？这个特殊的符号意味着什么？它与以往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有何联系和区别？在19世纪特定的中西文化关系史上，这个幽灵般的中国形象昭示着何种特殊的文化涵义？/

所谓“中国鬼魅”，其实是《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一个无处不在却又时隐时现的中国人形象。他生前跟随托姆森的船长，即女主人公艾菲居住的那幢房子的老主人——一位年轻时航行于上海和新加坡，年老后回乡度晚年的航海家——一起离开中国来到凯辛。在回乡的路上，与这个中国人关系特别的同行人中，还有一个年约20岁名叫尼娜的女子。数年后，老船长要将尼娜嫁给另一位年轻船长，就在婚礼舞会过后，那新娘就神秘地失踪了，14天后，那个中国人也无疾而终，被埋入小镇教区墓地的篱笆外。不久，所谓“中国鬼魅”和他异国恋情的传说便在当地流行开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艾菲·布里斯特》如果缺少了这个“中国鬼魅”，将不可能成为一部丰富深刻的杰作。然而，奇妙的是，这个“中国鬼魅”在整部小说中竟然没有一句“台词”，也就是说，这位中国“他者”在作品的德国语境中完全处于失语状态，任由创作者“以引起人们兴趣的方式”去加以“描述”和“代言”。但也恰恰是这个失语特征，反而给这一形象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在《艾菲·布里斯特》发表的当年，冯塔纳本人曾经在给瑞士诗人维特曼的信中有一段关于“中国鬼魅”的论述。他说，首先，这个鬼魂“就其本身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其次，“鬼魂并非仅为打趣而存在，它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

“中国鬼魅”作为一个符号和隐喻，在艾菲浪漫情怀激荡时不失时机地出现了，他恰如其分地承载起了艾菲真实天性中自我意识的投射和潜意识里关于爱、性和激情的想象。……中国鬼魅所具有的东方色彩和符号意义，成了艾菲自然本能和强烈欲望的长期隐喻。/

于是，她关于情、性、爱的欲望和幻想在婚后丈夫首次外出的晚上开始借境释放，这时候，她不仅想起了双亲、闺中女友，还想起了“温文而雅”、“大胆豪放”的堂兄，她在丈夫的书架上独独挑选了红色封面的旅行指南，阅读神秘的“白衣女人”的故事。最终，当她入睡时，潜意识里的幻想化成梦中出现的“中国鬼魅”。这个鬼魅从楼上来到艾菲的床前，在她的床前停留、凝视，而当艾菲惊醒时，鬼魅却逃开了。/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认为，梦的内容在于希冀愿望的达成，然而许多的愿望即使在梦中也不能直接实现，它必须“经过改装”，但愿望经过“伪装”后又往往“难以辨认”。这意味着梦者本身对此愿望存在的禁忌。弗洛伊德进一步认为，愿望在梦中的“改装”须得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在梦中表现出愿望的内容，实际上这指的是人的各种本能，它们“均起源于性生活，而且多为原欲（libido）由正常的对象转移而无所发泄”。/

……艾菲的满腔热情和奇情幻想无法在殷士台顿那儿得到满足，而“中国鬼魅”所隐喻的异国情调、神秘莫测以及暧昧氛围倒是暗合了艾菲潜在的愿望。/

其次，梦的第二个步骤是扮演审查者的角色。所谓“审查者”，其本质上就是对本能冲动的理性限制。后期弗洛伊德将此称为“超我”。弗洛伊德强调：“凡能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必得经过第二个心理步骤所认可；而第一个心理步骤的材料，若无法通过第二关，则无从为意识所接受，它必须任由第二关加以各种变形到它满意的地步，才得以进入意识的境界。”/

艾菲的“超我”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贵族社会所要求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习俗的内化。“超我”和“本能”的冲突直接投射在艾菲的潜意识和梦境中，呈现为对中国鬼魅既期待又害怕，既试图接近又唯恐避之不及的矛盾心态。/

在小说中，“中国鬼魅”与那个神秘的尼娜的故事被作品中的人物多次提到，但始终没有任何人为艾菲解开谜团。这两个人的爱情无论是因为种族歧视，还是因为当时德国社会所不容，总之是被禁锢的，也因此由民间口头叙事形式营造了这么一个“中国鬼魅”的传说。/

但具有象征意味的是，这一被禁锢的爱情恰恰是艾菲被压抑的天性中的一部分，是不被允许，不能承认，通不过审查的那部分，它是艾菲的“第二张脸”。中国鬼魅作为她内心欲望的同类，是她潜意识的替代物，艾菲本能地想到他，并从中得到宽慰。但是，艾菲也始终弄不明白或不敢承认这是她的一部分。从理性出发，她又将“中国鬼魅”所隐喻的情欲看成是可怕的、向外的力量，因此，她又处处试图逃避这个“中国鬼魅”。/

几乎出于本能，男主人公殷士台顿也抓住了“中国鬼魅”这个形象，有意识、有计划地利用这一神秘的幽灵来控制他年轻的妻子，压抑妻子那份浪漫的幻想和激情。……殷士台顿的聪明在于他从不讳言“中国鬼魅”的存在，但关于这个人的故事又决不和盘托出，让艾菲一直处在恍惚迷离中。……他让“中国鬼魅”纠缠住艾菲，精心地为她制造了一种压力，让她始终处在惊悚和恐惧中，不敢越雷池半步。//

《艾菲·布里斯特》其实是一部一明一暗双线结构的小说，明线是艾菲的婚姻生活线，暗线则是他们夫妻与“中国鬼魅”关系的心理线。如果以“中国鬼魅”是否呈现为标志，那么，中国鬼魅在作品中存在的基本线索大致表现为“想象——在场——缺失——又在场——缺失的在场”这样一种时隐时现的结构关系。/

当艾菲庆幸“现在总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一切都会改观的”时候，阁楼上那张画有中国人的图片却鬼使神差般地随行李一起托运到了柏林寓所。这意味着，如影随形的“中国鬼魅”也随着艾菲来到了柏林。她意识到了这是她注定的命运，她别无选择，因此，当殷士台顿建议将绘有中国人的画片烧掉时，艾菲果断地表示不愿意烧掉，因为烧了也没用。不管她逃离到天涯海角，也不管幽灵或者图片在场还是缺席，“中国鬼魅”就在艾菲的灵魂深处。这意味着艾菲意识到她并不能也不愿意与过去、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作最后的诀别。这是小说心理结构的一个新的发展。/

从此，艾菲不再畏惧自己天性中自然的情感，她虽然还不能视之为合情合理，她始终还感到内疚和羞愧，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个所谓的内疚和羞愧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了。她的内疚不是因为她在凯辛的过失，而是因为她没有勇气去面对“中国鬼魅”所象征的内心激情和渴望，她的羞愧是因为常常要撒谎去掩饰内心真实的想法。“因过失而产生的羞愧我倒实在没有感觉到，或者不怎么严重，不怎么厉害，因为我没有过失。”/

自然情感觉醒后的艾菲，不得不生活在以殷士台顿为代表的传统贵族社会里，她所需要承受的痛苦无疑是巨大的，于是，艾菲生活得越来越不快乐，甚至下意识里反倒希望过去的私情被发现而可以直接面对最后的结果——她已经厌倦在丈夫面前扮演的角色，她希望获得自由，使自己从必须忍受的犯罪感中解放出来。面对真实不过是早晚的事情，与婚姻告别也是必然的结果，艾菲已经别无选择。“中国鬼魅”的缺席，将故事和主人公的命运推向了这个合乎逻辑的结局。/

离婚后，艾菲离开家，似乎与她并不喜欢的充满压抑的贵族生活以及如影随形的“中国鬼魅”实现了双重的告别。但是，三年后，当艾菲与过去的女仆罗丝维塔重逢时，她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叹道：“你还记得当时中国人显灵时的情景吗？那真是幸福的时刻呀。我当时以为那是不幸的时刻，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人生的艰辛呀！从这以后，我才认识到了。啊，鬼魂还远不是最坏的东西！”不在场的“中国鬼魅”，也就是她的“第二张脸”，直到这时才得到艾菲彻底的“平反”和认同！/

在历尽磨难之后，艾菲终于在心理上、精神上战胜了世俗社会的道德习俗，战胜了贵族社会制度对人的戕害，敢于直面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实的情感和天性了。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艾菲终于找回了心灵的宁静。/

……由艾菲对中国鬼魅的态度变化所构筑的这条小说的心理线索，彰显出艾菲的“犯罪感以及自我内心调节的过程”，也相当深刻地呈现了冯塔纳通过小说和人物去叙说的关于社会、个人和人生的复杂关系。/

也许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双重结果，即从表面上看，在个人生活方面，艾菲是失败的，她的命运是个悲剧；但是，在她心理的成长历程上，在追问和寻找人的自然天性方面，艾菲的生命过程和结局却又是真实的和光彩照人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艾菲·布里斯特》和它的女主人公艾菲在经受了一个多世纪的读者检验之后，依旧能够保持其无比感人的审美魅力。//

截至19世纪末，中德文学交流大略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中国”或“中国人”在德国文学的集体想像中正如萨义德指出的那样：“被神奇地等同于异国情调、神秘、深奥、含蓄”。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受风靡欧洲的“中国热”和启蒙理性思潮的影响，加上大量“中国物事”进入德国。这一时期德国文学中所展示的是一个物质丰富、政体开明、皇帝贤德、国家一统、道德敦厚的“理想中国”。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形象在欧洲的整体滑落，德语文学中的中国“这个帝国成了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中国鬼魅”正体现了以上的这种多元性和复杂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中国形象在德国文学中的历史演进和命运变迁。/

在《艾菲·布里斯特》中，中国人与其他非欧洲血统的人一样，是一个并不太清晰的异国形象、神秘、原始、野蛮，令人惧怕，这些元素使艾菲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浪漫情调，它沿袭了早期德国社会中关于中国的基本想象。/

与进入启蒙时期的德国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中国形象的理想化褒扬不同，冯塔纳关注的……是中国文化中自老庄屈骚巫仙以来贴近自然和生命本相的成分，包括尊重自然、高扬性灵、赞赏情爱、人化鬼怪、汪洋恣肆的幻想等等，并赋予神秘现象以热情浪漫的理解和言说，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十九世纪末“中国热”在德国社会由形而下的物化存在向着形而上的思想、精神层面渗透和提升。//

铁山青士编注：该文摘系摘编自苏州大学文学院暨新闻传播学院硕导教授马中红所撰长篇评论《“中国鬼魅”的多重隐喻——论<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中国形象》（原载《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毕业论文网2011-09-15发布）。

根据冯塔纳小说《艾菲·布里斯特》改编的德国电影《寂寞芳心》（Effi Briest，2009）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