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彩霞
温暖过萧红的，除了她的祖父和鲁迅，“雨巷诗人”戴望舒不可不提。
1939年2月，戴望舒写信给在重庆的萧红，邀请她为《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撰稿，并“希望是长篇，以便连载”。虽然不曾谋面，但凭借鲁迅的高评价，萧红早已成为现代文坛上极为瞩目的作家，戴望舒久仰她的大名。不久，萧红寄来讲述抗战故事的小说《旷野的呼喊》。同是抗日志士的戴望舒非常欣赏，很快就在《星座》上连载。此后，萧红又陆续寄去散文、小说多篇。那一时期，来自《星岛日报》的稿费成为萧红与丈夫端木蕻良的主要经济来源。
1940年初，萧红和端木蕻良到达香港，刚安顿下来，一个男人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微笑着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突如其来的晤面让萧红和端木惊喜不已，戴望舒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夫人穆丽娟更是欢迎他们搬来一起住。虽然终因端木的风湿病不方便爬很长的山路而推辞，但是对于人生地不熟的萧红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安慰。
萧红撰写《呼兰河传》时，戴望舒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让萧红把先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上发表，就这样，从9月到12月，《呼兰河传》经戴望舒之手推向社会，萧红对此，充满敬意和感激之情。
香港三年，戴望舒经常去看望萧红和端木蕻良。在萧红心中，戴望舒既是兄长，更是可信任和依赖的朋友，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样真挚的情感尤为可贵。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萧红居住的九龙陷入炮火之中，重病在身又兼庸医误诊，1942年1月，受尽折磨的萧红含恨离世。萧红去世后，戴望舒不顾病痛缠身，多次去萧红墓前凭吊，每次步行六七个小时，荒滩被他踏出了小径,要知道,那时的香港还在日军控制之下，“萧红”的名字提都不敢提。
有挚友深情如此，萧红泉下有知，也该是欣慰的吧？
(选自《海南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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