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本书的时候，脑子了不止一次浮现出矮大紧老师的某一期脱口秀节目。他用一贯不正经的样子讲述着一个极其正经的话题，那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矮大紧老师举的栗子是西域楼兰，道理是大白话。简单来说，一个大国气势汹汹过来很好办，我俯首称臣便是，然而来了两个大国，势必陷于两难，这就是间於齐楚的左右为难。
而这句话的出处则是战国时候的滕——我觉得八成的人都不晓得历史上居然还有过那么一个国家，我也是这八成人之一，若非想要避开标题的重复字而去检索了一下间於齐楚的出处，也不会知道历史上还有那么一个周武王嫡亲的小国家曾经身披伐纣荣耀存在过。我一直以为是那时候的宋国来着，而这个滕，竟是被宋国灭掉的来着。
不过，以间於齐楚来比喻波罗的海三国，其实也并不恰当，严格意义来说，他们所可查的元初建国史，似乎发端于上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果只是这样短的年份，自然不值得用来大书特书。既然自成一脉历史，必有追思往昔的各种颠沛流离挣扎求存能够拆解成一幕幕传奇。于是，这本《波罗的海三国史》就是从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开始的。
诚如大部分的欧洲民族一样，早年大规模的流动使得他们大多有民族溯源和自我认知的迷惑，波罗的海的人民也不例外。历史开端时候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纷杂，已经有些混乱，可是当自我认知的萌芽开始苏醒的时候，这片处在欧亚十足路口上的土地，就已经充满了纠结。
一方面，地理位置决定了民生形态的发展。来自西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用试探性的触角来感受东方的气息，而东边的斯拉夫及俄罗斯人，当时也在蒙古人的威权统治之下借由自我边缘化的方式寻求某种新生。所有的语种和信仰都未曾有过和谐共处的经验，各式各样的交往最终还是走上了弱肉强食的老路。
而十五十六世纪的政局变化，让德意志和俄国成为了十四路口彼此对望是势力。他们张牙舞爪，软硬兼施，希望用一条国境线上的绥靖，来换取另一条国境线上的扩张。几百年的时间，德国和俄国都在用这样的方式彼此拉锯，一时的消长或偶尔的对峙，最后都可以用礼貌绅士的合约来解决争端。
是不是看起来无比的温文尔雅，和更多历史及人文论述里德国及俄罗斯人的形象大相径庭？然而我并没有胡说八道，同样，我也相信这本书的作者凯文·奥康纳也没有胡说八道。试问，两个国家博弈的谈判桌上，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是第三方的土地和人民，这种先天就具有双赢属性的谈判，又怎么可能会弄得火药味十足呢？
而波罗的海三国的先民们，几百年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挣扎求存。从德语、波兰语、芬兰语到俄语，他们的境地就如同多变的语言不可预测。一次又一次读到类似的桥段在历史上一再重演，以致于二十世纪初短短廿年的独立，因为世界对他们多舛命运的麻木而无知无觉。
我依稀记得，德意志人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寻求民族共同意识及荣誉感的时候，大约也是十五十六世纪的事情。甚至，在那之前，德语都因为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语法体系而无法著书立作。如此看来，至少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德意志和波罗的海三国之间尚没有形成想象中那么巨大的认知落差，那为什么后面一方成了刀俎而另一方成了鱼肉呢？
再次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无异是因为地理位置使然。十字路口纵有交通便利的优势，但也必然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和往来混杂之所。民族、宗教在这里的交汇碰撞永远成鼎沸之势。烈火烹油固然好看，但是长时间的激情也必然会把应该沉下心来的稳健作风消磨殆尽。这种恶处的最大坏影响，就是这片土地永远都没有办法停下来，安静的思考族人和文化何去何从。
所以，当德意志人借由《日耳曼尼亚志》悄然孕育出铁血基因的时候，波罗的海三国的人们还在挣扎于波兰文化、芬兰文化、瑞典文化、德意志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牵扯之中，不知何去何从。
其实，认真的想一想，今时今日的人们似乎面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民，并不占据任何价值观自省的优势。因为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人都如同数百年前挣扎于地缘交汇处的聚落一样，经受着超出神经负荷的文明及信息的冲击。如果现代人以二十一世纪之优越感都无法保持本心的客观与理智，那么被困囿于狭长交汇处的古人又怎么有可能跳出那个百转千绕的迷宫呢？
书里还提到了一条，那就是最早来到这里的人，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之外，还有来自天主教廷的十字军、条顿骑士。很长一段时间里，接受天主教廷领导的人，在当地都作为上等人享受特权。即便这种特权阶级的存在，令当地农民的命运几乎等同于农奴，却并没有借势唤醒了他们寻求民族自决的觉悟。这似乎呼应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某种解读，那就是长期处在深重压迫中的人，是不会自动萌发出对解放的意欲和追求，一方面，忙于温饱已经占据了全部的脑回路，另一方面，习惯性的接受深入生活基因。
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几片地上还有另外一个制约。来来往往的统治阶级并无融入当地的意识，从德语到波兰语到俄语，官方语言的层级俨然锁死了启蒙扫盲的可能性。于是，这片土地犹如殖民地一样卑微低劣，没有人会真正的在乎当地是否有需要构建起系统的地方认知、语言文化体系和价值导向。而对于殖民者而言，他们过好自己的逍遥日子就好了，不相干的人又何必多想。
这样的厄运不仅仅在蒙荒的时代，也绵延到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当局不仅仅将波罗的海三国视为对抗西方意识形态的前哨，也把当地视为矿产及重工业的据点。后者让计划经济的执行者用涸泽而渔的方式敦促生产，而留给了那片土地未知要过多少年才能消化的污染。这何尝不也是殖民思想作祟。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处理内部民族差异上，似乎也从未有任何积极的意图。反犹这件事也不用多说了，感觉那个时候的所谓主流价值都犹太人都很不友好。一战结束之后三国的独立也未有成气候，似乎也和缺乏某种合纵的策略思维，不但断送了好的时机，甚至还为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抗争埋下了隐患。
这隐患便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换汤不换药的分歧。最近的另一本书则让我学到了另一个词：囚徒理论。
加深约翰和玛利亚是一对雌雄大盗，同时被捉，律师给出了几种可能性。一，谁都不指证对方，双双被判五年。二，一方指证对方而另一方没有，则指证的一方无罪释放，而另一方则终身监禁。三，他们彼此指证，双双判十年。显然，第一种方案最佳，但是经常发生的则是第三种方案——大家都以为自己将争取到最佳的利益，最后不过某得中等偏下的平衡。
这种平衡，其实也表现在三个小国在寻求独立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东摇西摆的策略一样。
一方面，对于苏联的政局始终心存投机，另一方面，对欧洲的试探又时不时剑走偏锋，最明显的莫过于爱沙尼亚，它在亲近西方的时候把自己包装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不是波罗的海国家——其中的微妙分歧由此可见一般。再者，三个国家的经济、民族分布、波兰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俄罗斯人的地位，也同样令民族独立阻碍重重。是的，尽管当地的波兰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用低调保守的方式期待的国家的独立，但是所谓的土著民族却并没有把他们放在这个国家的未来中，这种恶果导致了数十万甚至逾百万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国籍。真是……
在读到这一段十余年的抗争史的时候，我却总是忍不住致力于开明化改革的戈尔巴乔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大胆改革是希望令到整个苏联能够摆脱威权政治的桎梏，但是改革的程度超过了他的想象。那种气势，或许正如托克维尔借法国大革命表达的那样，疾风骤雨式的苏醒带来了风卷残云一样的行动。但是因为策略性的认知并没有跟上，导致的结果是旧制度用另外的面貌获得新生。苏联解体后相关共和国的艰难，确实用最好的方式作出了诠释。
即便是波罗的海三国，也都用了至少三年多的时间，才重新构建起了自己的政务体系——在那之前，当然还是继续沿用苏联人留下的制度。
而民族自决这件事，本想作为读完此书的重要认识来讲，却有点敏感，可是不说又觉得难过，还是浅写几句。
没有哪个民族不是多灾多难的，也没有哪个民族不是罪孽深重的，没有哪个民族是正义凛然的，也没有哪个民族是活该消亡的。中国人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正经解释来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并无二致。在这套思想的指引下，推演出的另一个结论就是，活该斗成乌眼鸡，这本就是众生平等的森林法则。
于是，弱肉强食的达尔文意识流再次证明了它对人性定义的高明。是的，如果你赢了，你就是国父和解放者，带领族人翻身当家做主人，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如若你输了，你就是叛军和分裂者，必然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为战火屠戮的幸存者和后裔世世代代去唾骂。
罢了，还是做一个佛系的读者吧，用看戏的心情面对古往今来，用自欺的眼睛看待宇宙洪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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