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时，爸说：“你一定要念一个硕士学位。不用念博士，可是硕士是一定要的。”
为什么“硕士是一定要的”？我没问。
爸爸对我的要求非常少，所以一旦他开口了，我都很“上道”地照单全收，当然，也因为硕士大都很容易念，选个容易的科目，常常可以在9个月内就拿到硕士。
博士就麻烦得多，要是不幸遇上贪图廉价人工的指导教授，想把研究生一直留在身边帮忙，那一个博士学位耗掉你十年以上，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就很安然地接受了爸的指示。
“没问题，一个硕士。”我很有精神地复诵一次，好像柜台后的日本料理师傅。
“而且要念一流的学校。”爸进行第二阶段的指示。
“没问题，一流学校。”师傅复诵客人点的第二道菜。
我当然很同意“念一流学校”的想法。
大学四年，整天听我有学问的好友阿笔不断告诉我西方最厉害的几间大学，到底都厉害在什么地方：柏克莱待了多少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又完成了什么手术、德国的法学博士和美国的有何不同、牛津的研究生吃晚饭时要穿什么、康乃尔的研究生为什么自杀比例最高……聊的都是这一类的事情。
对于在台湾各种烂学校混了十几年的我们来说，没事就把这些知识神殿的名字，在牙齿之间盘弄一番，实在是个方便又悲伤的娱乐。就像两个台湾的初中男生，翻看着《花花公子》杂志拉页上的金发兔女郎，夹杂着向往和民族的自卑。
爸对学位的指示，已经清楚收到。“一流学校，硕士就好”。轮到我对爸开出条件了。有风格的料理师傅，是不会任凭客人点什么就做什么的。客人可以要求吃生鱼片，可是有风格的师傅，会决定此刻最适合做生鱼片的，是哪一种鱼。也就是说，你点归你点，未必吃得到。
“爸，我只念我想念的东西喔。”
“可以，不要念太多就好。”
爽快。这是爸跟我随着岁月培养出来的默契。各取所需，互蒙其利。不过，老实说，“我取我需”的状况，似乎比“爸取爸需”的状况，要多那么一两百次吧。
我想念的东西，对一般的台湾爸妈来说，似乎有点怪。
我想学———舞台剧。
还好我爸不是“一般的台湾爸妈”。
从小到大，爸从来没问过我：“这有什么用？”
“这有什么用？”几乎是我们这个岛上，最受欢迎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好像上好发条的娃娃，你只要拍他的后脑一下，他就理直气壮地问：“这有什么用？”
“我想学舞台剧。”“这有什么用？”
“我正在读《追忆似水年华》。”“这有什么用？”
“我会弹巴哈了。”“这有什么用？”
“我会辨认楝树了。”“这有什么用？”
这是我最不习惯回答的问题，因为我没被我爸问过这个问题。
从小，我就眼睁睁看着爸妈做很多“一点用也没有”的事情。爸买回家里一件又一件动不动就摔破的瓷器水晶；妈叫裁缝来家里量制一件又一件繁复的旗袍；一桌又一桌吃完就没有的大菜；一圈又一圈堆倒又砌好的麻将，从来没有半个人会问：“这有什么用？”
“漂不漂亮？”“喜不喜欢？”“好不好吃？”这些才是整天会被问到的问题。
长大以后，越来越常被别人问：“这有什么用？”才忽然领悟很多人，是随着这个问题一起长大的。
我不大确定———这是不是值得庆幸的事。一直到，反复确认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用”时，才觉得自己运气真好。
人生，并不是拿来用的。
爱情，光荣，正义，尊严，文明，这些一再在灰暗时刻拯救我、安慰我的力量，对很多人来讲“没有用”，我却坚持相信这才都是人生的珍宝，才禁得起反复追求。
（来源《羊城晚报》 文/蔡康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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