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天没有看见老板了，我们在公司里有些坐卧不安。下午，从工地那边传来消息：工人们都聚集在项目办公室讨要工资和进度款。因为施工计划和变更签证都已超出合同范围和之前的约定，加上公司资金流紧张，工程进度款支付滞后，几个分包队伍早已经撂挑子了，工地上已处于停工状态。
我和老板姐姐梅姐、工程总孙总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工地现场协调和谈判。毕竟工程款已支付了大半，乙方不占理的地方不比甲方少。我们致电给法务的张顾问时，他以公务理由答复不能同往。
工地上的项目办公室是和施工队伍混用的板房，我们到的时候并没有人员聚集，不知什么人给我们的车开了院门。我们下了车，没有看见项目经理和几个甲方的工程师，只是些不认识的人三三两两在旁边私语。我们在一楼会议室等了半天，负责土建的同事王工才从二楼下来，有些慌里慌张，我感觉不对，把王工拉到一边小声了解情况。
原来，项目经理约好施工队伍的老板后，自己和几个工程师先跑路了。王工住在项目上，为人老实，被安排在那里等我们来。我判断事情比较棘手，跟梅姐商量了一下，认为趁施工队伍老板还没来，先撤，然后约他们来公司的办公室谈。我们几个赶出来一看，院子的大铁门已经被人关了起来，上了锁。
由于项目经理和法务都不在，我们都不太了解和对方分歧的程度以及具体的事项，看这情形，也是心里一慌。几个人联系老板、财务总、项目经理、法务，不是打不通就是赶不过来。梅姐分管公司的融资，心里多少有些底气，叫我们返回会议室，叫王工给大家泡茶。
孙总接了王工拿来的茶叶筒，打开一闻，说这个还行。这是一罐特级大红袍，是预备接待用的茶叶。孙总给大家泡茶，我们把几方面情况又相互熟悉了一下，然后碰了一下谈判的重点和向老板汇报的要点，商量完，外面天已经黑了。
突然，外面哄哄嚷嚷起来，大铁门打开了，百十个工地工人气冲冲涌进院子，嘈杂的叫嚷着，两个带头的叫着“给钱”。王工出去劝，被几个人推推搡搡，这群人就往会议室里面挤，一时间，一句刺激的话就能引发搔乱。
忐忑之际，梅姐站起来，对涌进来的工人说：我们过来是解决问题的，你们这么多人，和谁谈？那个齐总来了没有？齐总是一个分包队伍的包工头，也是这帮人的组织者。
梅姐的声音很清脆，房间里面每个角落都听得很清楚，嘈杂的声音顿时小了下去。但挤进来的民工还是没有退意，仍然七嘴八舌说着，夹杂着蛮俗的狠气，仿佛时刻要打要砸的样子。我和孙总站起来，不约而同的请站着的人往里面，然后让座给他们坐，一边叫他们喊齐总来。气氛缓和了一些。
大概两杯茶时间，就像事先排练好一样，民工都退了出去，那个齐总进来。他尽力扮做严肃、正派的样子，但遮掩不了蛮横的本色。
这时候，才进入真正的较量。双方罗列了问题和异议，争了大半天，核心的还是付款时间和付款比例问题。我们回复齐总，付款问题要请示老板再回复他。齐总横起来，声音高了八度：这个谈不下去，今天就待在这里别回去了！
于是接着谈，齐总已不耐烦，抽了几支烟，说了几句要挟的狠话，出去了。工人们又涌进来吵。我们几个空着肚子，精疲力竭，但尽力保持耐性，跟他们周旋。
到晚上十点多，人群逐渐散去。王工一直陪着我们，等人都散去，他找来钳子，几个人把门上缠绕的铁丝拧断。我们拉上王工一起离开工地。在没有灯的工地道路上，车摇摇晃晃的开着，我在昏昏欲睡中，突然想起一部电影《冒险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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