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读小学四年级那年，校办算盘厂因学工学农、轰轰烈烈建起，当时看到高中的同学参加算盘厂劳动，真是羡慕至极；到了读五年级那年，它又因运营亏损、草草了事关闭。这个厂房是从因经营不善关闭的校办养猪场改造过来的，这些特定时代的产物，都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场。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母校任教，这个闲废的旧厂房又改造成为教师的厨房。
算盘厂是一栋简易的小矮房，机台搬走后，剩下的那些算盘珠、小竹竿、木头框架等半成品，被学生哄抢瓜分做玩具后，我们就在这空厂房玩耍、闹腾，参加了校武术队后，又在这里施展拳脚、练武功：扎马步、翻跟斗、劈腿、弯腰、倒立，为了练就“飞檐走壁”之功，还爬窗上梁。在一次爬屋梁时，有一同学不慎摔下来，还好就崴了手。之后，我们便把游玩场所转移到厂房旁边一个宽高约一米五、长约三米，原是用来浸泡制造算盘的木料，废弃后干涸的小池子，每天中午或下午第二节课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汇集到这个独属我们的游玩空间，纵身跳进池里，度过一段我们特称为“算盘厂”的欢天喜地的童年时光。
同学赵是教师子女，住校，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中午他总是第一个到，然后开讲他曾经随父到香港探亲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两层的公共汽车、画线的大街、楼内自动升降的电梯、一斤重的香蕉、虾姑，新鲜又稀奇，我们听得云里雾里。他也常带些香港亲戚寄来各种的零食与我们分享，还送了一张他与香港堂兄妹的合照和一把水果叉刀给我。前些年，我把那张珍藏完好的合照完璧归赵，他惊喜万分，又美美回忆起四十年前的香港之旅；那天，我们几个发小还一起回忆了“算盘厂”的种种趣事。
香港零食的包装精美、古里古怪的巧克力名字，让人好奇、垂涎三尺。而我们或是从家里偷些米换成馍馍、姜母糖之类，或是从家里拿些蕃薯米，或是买一二分的“石螺”，与香港的零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但我们总是兴高采烈地说“没酒，糟也好”，然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我们时常用扑克牌算24点、弹柿子等游戏来分享零食。有一段时间我们用互猜《水浒》中一百零将的排名和外号来分享零食。那时因伟人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于是全国掀起批《水浒》的浪潮。出于好奇，我们轮着看了一本发黄破旧的《水浒》，尽管许多繁体字、文言文看不懂，但不影响我们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了解，并以记住一百零将的姓名、星座、排位和外号来炫耀，常常进行互猜互考的游戏。景阳岗打虎的武松、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使一双板斧的李逵这些英雄好汉的形象至今铭记于心，但那时年幼的童心更好奇于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地贼星“鼓上蚤”时迁这些功走偏门的梁山好汉，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能练就日行千里、飞檐走壁之功。
吃着零食，一边用自行车链子、子弹壳、车内胎、铁丝做火柴枪，用竹子做水枪，用铁丝、橡皮筋做弹弓打鸟，还一边不断地闲扯八卦着。
给班上的同学取绰号，是我们的一大乐趣。男同学取“八戒嘴”“小白脸”“女人相”“大平头”，女同学则取“大脸婆”“三角眼”“麻雀嘴”等；如果是地主或右派的子女，就叫“地主仔”“地主婆”；还特别喜欢用一百零将的外号，男同学叫“两头蛇”“病大虫”“鬼脸儿”，女同学叫“母大虫”“母夜叉”等。而我们则给自己冠以《水浒》梁山好汉中“五虎将”“八骠骑”的美名。
小小的年龄也讲究“男女授受不清”，在桌上划“三八线”，用手肘撞越线的女同学。对女同学的友好言行，不仅被取笑、攻击，还要冠以想“老婆症”的恶名。有一男同学因没对同桌同学“拳脚相加”，至今还以怜香惜玉的“典范”成为我们调侃的话资。那时我的同桌是个县里下放的右派女儿，自然是胆小乖巧，让人无从下手，由此我也承受男同学的数番攻击，无奈之下，有一次故意找茬，装模作样地打了那女同学一巴掌，从此，也就牛逼哄哄地扬眉吐气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动手、而且打的是女同学。数年后，她携夫回鼎，我们同学小聚，席间有人抖出我的这一历史“罪桩”，要我认真自罚三杯；但有人隔岸观火、不嫌事大，还要我深刻反省再喝三杯；至此有人还起哄、不依不饶地要我保证从此金盆洗手、怜香惜玉，又再喝了三杯后方才罢休。可谓是“一失手成千古恨”。
春天，我们相约从这里出发，去摘 “吊奶（野草莓）”，采藕花吃花心的甜蜜水，摘酸溜溜的李、奈、梅子，紧皱着眉头吃，拔狗尾巴草做小兔子、做草帽；夏天，我们相约去游泳、抓鱼、抓蟋蟀、用蜘蛛丝粘在竹杆上抓知了，晚上去抓萤火虫，还顺手牵羊偷个南瓜回来打牙祭；秋天，我们相约去采“红树子”“乌饭子”“草鞋巴（金英子）”，挖蕃薯，用蕃薯叶茎做耳环、项链；有一次，我们爬上高高的龙马山，越过好几个山岗到南山里摘“南山柿”，温熟后，甜甜的、糯糯的，真好吃。
长大后知道，“南山柿”和“前岐的四季柚”“山前的芋头”“麻坑里的甘蔗”是福鼎四大特色农产品名小吃，让我们引以为傲。金秋时节，“南山柿”上市，每每遇见，都要买几个，美美地品尝那永难忘却的家乡的味道，细细地回味单纯无忧的儿时光阴，还那永难忘怀的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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