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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汉，南北朝，隋唐》第4章
盐铁之议是西汉统治阶级的当政者与在野者之间的理论交锋。桑弘羊一派代表着统治阶级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应诏而来的贤良文学则是桑弘羊们的统治对象，是统治阶级在野派的代表。
贤良文学以儒家理想政治为准则，衡量时政，痛砭时弊，其目的当然不是要否定帝国和君主政治，而是为了激起当政者的警惕与反思。这种政治批评为后世的持政治异见者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言辞尖刻却富于善意。社会历史的自然发展一下子变成了儒家经典与原则的翼卵物。于是理论高于实践，原则高于生活，儒家教条主义弥漫于全社会。儒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可以说是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大灾难之一。
孔子定《五经》足可称圣典，但还缺少神气，于是一帮儒士又制造出了《五经》神话，主要载于纬书中。《五经》不仅是圣人之作，同时又是天意的体现或天授。《五经》神圣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至上性，它不再是认识的阶梯，而只能是崇拜的最后真理。在中国历史上，神化躯体与神化思想相辅相成，孔子被神化，他所删定的《五经》也进一步被神化。在纬书中还有一系列关于《五经》的神话，这样《五经》便限定了人们的认识范围，认识的无限性被取消了，于是认识主体被圈在一个固定的牢笼中。
孔子为汉家制度学说不仅表明汉儒对汉家的认同，同时也表明儒生们都变成了汉家的工具。既然孔子为汉家制度，作为孔圣人的信徒只有一条路，这就是为汉家效力、尽忠。孔子为汉家制度说对塑造汉儒的精神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最显著的作用就是把儒生塑造为汉家政治的从属物。
封禅是皇帝与上天沟通的最神圣的方式之一。封禅资格是皇帝独有的，在这种祭祀中体现了皇帝的至上性，《礼记·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汉书·郊祀志》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封禅时，皇帝是唯一的祭祀者，其他诸侯大臣只能陪祭。祭祀的等级性是现实等级在神面前的反映。
封禅以祭祀的方式把王权、神权结合起来，皇帝因封禅而神化，成为人间的最尊者，皇帝的合法性也因封禅而获得更充分的证明。原心定罪”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无合理性，但容易使执法者流于主观随意性，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轻重任性，诛赦随意。正如《盐铁论·刑德》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独尊儒术后，皇帝对大政的处理经常引据经典，对能通经致用、断事符合经义的官员多予重视和信任，这又吸引了士人和官僚向经学靠拢。汉中期以后，儒家经典被君主和公卿大臣及一般士人看作治国的纲领，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在这种情况下，经学成为朝廷处理政事的指导和依据。
当皇帝的意志和经书发生矛盾时，皇帝有时也不得不服从经义，士人也正是借经书作武器进行抗衡。尽管这种抗衡是有限的，但足以说明经学在政治中的权威性。
经义不是现实生活的朋友，而是现实生活的刀子，对现实生活要进行宰割。把经义强加于社会历史之上，社会历史随着理论的灰色也变成了灰色。独尊经义，对其他政治理论形成排斥之势（尽管在实际上对其他理论有偷有拿），在政治观念与实际运作上必然出现僵化。统治者需要僵化，但对历史是有害的。
这种思维方式还为政治诡辩论提供了最广阔的活动地盘。因为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实践不是第一位的，参政者又缺乏主体意识，经义又有极大的随意性，空话、套话、假话弥漫于朝廷和官场。空话、套话、假话泛滥，政治诡辩论必然随之伴生，朝令夕改，都是有理的。
大忠之忠是忠君之道的精华，它的价值准则是“从道不从君”。儒家思想以道来概括理想中的政治原则，认为君主应当遵循道的要求治理天下。如果君主随心所欲，背离了道的规范，忠臣不可以盲目从君，而是以道为据，对君主的错误言行予以劝阻匡正，实现理想政治。此之谓“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谓大忠也”
忠孝相通是说，忠和孝的价值结构使之具有逻辑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忠孝之道作为传统政治伦理的中轴，是规范和指导人们伦理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本道德准则，因此忠和孝贯通于全部的社会政治生活。就个人的人生历程而言，尽孝与尽忠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同一人生历程的不同生活经历。
从总体上看，忠孝相通意味着服从权威是其最根本的价值要求，因而在行为规范上突出了一个“顺”字，所谓“孝顺”“忠顺”者是。在实际操作中，在忠孝之道的社会意识化过程中，人们的实际选择不免有所侧重。于是我们看到，汉代的忠孝观念呈现一种奇特的二元现象：理论上的忠孝之道强调忠君孝亲并重的双重价值观，世俗化的忠孝观念却以孝亲义务作为价值核心。汉代忠孝观念的这一特点作用于实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难以克治的官场腐败和政治黑暗。关于这一点，西汉末年和东汉晚期的吏治败坏、外戚专权等现象即是明证，兹毋庸赘引。
汉代的知识、道德权威是由政治权威确定的，并以行政的方式加于社会之上，这就是独尊儒术；同时知识权威也被政治化。《五经》的官学地位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也是由王权确立的。
在独尊儒术的规范和导引下，权威从人们的认识对象中分离出去，变为崇拜的对象；人们对权威只能接受，只能作为认识的前提和当然之物，权威是凌驾在实践之上的，一般人的实践仅仅是在权威支配下的一种有限的活动或木偶性的表演。第二，思维框架化或公式化。独尊儒术之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属于创造性的思维，但随着独尊儒术的确立，并由于董仲舒在儒术中的特别地位与影响，董仲舒所建立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混合的理论体系，逐渐成为代代儒生的思维框架，形成了一种定式。第三，通经致用。《五经》与圣人之言被普遍认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引经据典，联系实际便成为普遍论述问题的方法和套路。许多人的聪明才智用来进行两者的结合，而且在结合中也确实显示了一些人的机智和巧妙，不时地把矛头指向神圣的帝王。
以上从几个方面叙述了在经学束缚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下，很难出现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许多当时著名的经师、大儒，都没能留下有价值的著述，与这些地位显赫的人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异端和在野之士倒多有著述传诸后人，其中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前者之作缺乏个性和创造性。就实而论，这几位儒生的“革命”论、“更受命”论，绝不是鼓动人们造反，推翻汉家，而是爱深而恨切，希望汉家改革以保永命。当然，从逻辑上看，的确对汉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应该说，正是这种理论为王莽代汉提供了理论依据。“革命”论与汉家“永命”论都可打着儒家的旗号，但其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同的。钦定的官学尚且不可避免分化，可见思想多元化或多样化的规律是不能用行政方式压抑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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