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匠作业之所以称为打制或打，是因为铜匠并不炼铜，只是以铜板或铜片为原材料，用锤子之类的工具敲打出诸如铜壶、铜锅、铜瓢、铜铲、铜锣、铜茶盘、铜锁之类的器皿来，而与治炼浇注之类的工艺无关。
铜匠按营业方式分，有两种：一种是没有作坊店铺的铜匠，通常就是挑一副铜匠的挑子，早晨出门，走街串乡。
他们持由五块铜片串成的“铜串子”，到那烟火稠密处了，手一抖，铜串子抖开了，一阵哗啦啦叮铃铃脆响；手再一抖，铜串子立马收成一叠铜片，那做派，仿佛唱戏的甩水袖一般，煞是有味。那铜串子既是游方铜匠的行当招牌，那叮铃铃的铜串声，也算是铜匠行当的特色吆喝。
听到这铜串声，有那需要的，就将脑壳探出门来，招呼一声：“换个脸盆吧！”或者“给铜瓢接个把咧！”
一般来说，游方铜匠，打制的多是居家过日子的小器皿，且以修修补补为主；
另一种是有店铺作坊的铜匠，经营就有规模了，打制物件，往往是成批量的，那生意做得好的，还往往有较为固定的客户。
铜匠在旧日手工匠作行当“九佬十八匠”里占有一席。但恐怕现在是慢慢失传了，从小到大，我见过金银匠，见过打铁匠，但我就真没有见过“铜匠”。
听说现在云南丽江那里还有一个纳西族传统制铜技艺的传承人和善均，曾经主要是以制作铜器为主，现在主要是拯救非遗。
和善均是他们家族里面的第六代传人。据说铜匠最旺盛的时期是明代，差不多有上千人在制作铜器，主要销往西藏。后来由于各种社会变化，到了1980年的时候，会做铜艺的手工人就20个左右。
为什么呢？我查证了一下，这跟不锈钢产品的冲击应该是大有关联的。
不锈钢作为一种高强度、高耐蚀、高温度抗性的材料，在20世纪40年代，不锈钢开始在国内应用。当时不锈钢在国内的生产和应用只属于高科技领域，基本上都是用于特殊工业企业的生产。
到了70年代初，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和对不锈钢材料需求的不断增加，不锈钢开始进入国内市场并逐步普及开来。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国内对高品质不锈钢的需求量迅猛增长，不锈钢制品也逐渐广泛应用于国内民用和工业领域。
从民用领域来说，不锈钢材质的成本远远低于铜质材质。比如一把烧水壶。
不锈钢材质的烧水壶一把从十几元到一百多块，家庭用的烧水壶比比皆是，而一把铜质的烧水壶最少也要几百块。
铜壶烧水可以达到补充铜元素的作用，对于体内的铜元素缺乏能够起到调理的作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在现实面前，大部分的人就只能选择不锈钢，铜壶在不锈钢壶面前似乎就成了“贵族”。因为经济基础就决定了上层建筑。
所以在1993-1997那五年间，因为不锈钢铝制品充斥着丽江的市场，铜匠和善均的作坊营业收入每年不超过3000元。但他的父亲还是坚持传统技艺——否则，纳西族的传统技艺要失传了。
比如丽江特别有名的铜锁——纳西筒锁，那是纳西族姑娘出嫁时必备的筒锁：每个姑娘出嫁时必须要带一对筒锁，一左一右，也叫“将军不下马”。这对筒锁一个代表男，一个代表女，只有把两把锁锁上了，钥匙才能够取下来，这寓意是爱情和和美美。
当时和善均跟从其父学习制作筒锁技艺的时候，另外只有两个老人会制作纳西筒锁的技艺，所以到了现在，他的技艺就成了拯救非遗所用。
再比如茶道里的“焚香三式”：清代的炉、瓶、盒三式器，是乾隆以后直至清末宫廷重要的陈设用品，在书房、厅、堂的几案上均可设置。炉可燃香，瓶插铜铲、箸，盒可贮存香料。
而燕居焚香是宋代至清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雅趣。焚香的具体方法是：在炉中预置香灰，将香炭烧透后，用瓶中的铜箸夹入灰中浅埋，然后用铜铲将香灰压平。炭上置片状隔火，隔火上放置香饼，总之是力求少烟，香味持久，香韵悠然。
和善均都在做这些铜器的拯救工作。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是用“炉瓶三事”来合称三件焚香用具：香炉、香盒、小瓶（或称箸瓶、铲瓶）。
这些一整套一整套的用具或许不全是用铜来制作的，但“铲子”往往就是铜铲。
截止目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3145项，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守护这些即将消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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