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说，今日最典型的负责制的做法是做到程序性的负责制，通过选举来保证其合法性，然后政府来关心社会整体的利益。但是，福山也说，负责制也可以是实质性的。就算不是民选的政府，政府一样可以对公民负责。但是，非民选政府对公民诉求的差异可能很大。不受约束的统治者即使关心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永远如此。就此而言，对于非民选国家，如何保证民意传递的畅通，以及政府如何更好地回应民意，这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至于程序性的负责制，只能保证不出现最坏的结果——然而似乎也不能保证，比如二战时期的纳粹。
那么威权主义的负责制呢？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是绝对的典范。一个政府为整个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最大可能满足没民众的需求；一个政府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做到廉洁奉公；一个政府可以做到响应民众的诉求，最大程度对民众的诉求进行回应和解决。如此，威权主义治下的行政效率比自由民主制高得多——因为不必由于党争陷入无休止的反对与被反对之中。新加坡自然国小民稀，管理起来也自然相对容易。
但是大国之下，必定要更多地去兼顾平衡。像中国这样，东西部统筹经济发展、扶贫计划、基建计划、治沙计划，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很难办到。而地方居委、村民委，则起到了上通下达的作用，可以作为民众意愿的表达渠道，也可以作为政令的下达渠道。这次抗疫，居委村委在这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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