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反观美国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
为了解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问题，今天下午访问了研究生会主席David和执行委员会负责人Kyle，并旁听了UCSB研究生会（GSA）的全体大会。今天的会议是GSA本学期最后一次全体大会，在GSA会议室召开。会议提供食物和饮料（很多公开的会议都提供餐饮，我旁听的圣巴巴拉郡教育董事会会议、省芭芭拉市联合学区董事会会议，都有免费食物和水果，大家边吃边开）。参会人员包括研究生会全体成员和各学院的代表，还有学校派来的代表（学校学生事务的Staff）。议题包括主席和部门总结、表决17-18年度GSA预算、主席和部门负责人换届等。主席David主持会议。会议有非常规范的议事规则（这里的各类正式会议，一般遵循罗伯特议事规则），但是会议的氛围很轻松。或三两围坐、边吃边听，或斜卧于沙发、翘腿于桌上，有个部门负责人甚至光着脚丫子走到前面发言。会议大概进行一个多小时，使我得以观察学生自我管理及参与学校治理的实际案例。在我此前访谈评议会相关专委会主席及学院教授会主席的时候，也多次聊到了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问题。今天的访问，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切身的感受和进一步的了解（本想同时访问本科生学生会主席，因其没在办公室，便约在他日）。
就我个人观感，有几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参与范围广。可以说，学生的参与体现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从横向看，UCSB的大小事务，只要是涉及学生的，都有学生的代表参加。在学术体系中，评议会的十五个专委会中，教师事务和奖励委员会、研究和教学资源委员会、规划和预算委员会、招生委员会、课程和一般教育委员会、多样化和公平委员会、国际教育委员会等都有学生会任命的本科生、研究生代表各一名；研究生委员会有研究生代表，本科生委员会有本科生代表，而且学生代表是各相关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当然成员。校长领导的行政体系中，学生事务、后勤、预算等许多办公室，也都有学生代表。David是十个委员会的研究生代表，各个副主席也都被任命到不同的委员会作为代表。从纵向看，上至州议会、加州总校，下至学院、系，学生全面参与。总校董事会有一名学生代表，总校学术委员会各相关委员会也有学生代表作为观察员（sit with the Committee），总校校长每年要召开三次全系统学生代表会议，向学生报告预算的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务，各分校本科生会的主席和研究生会的主席参加。David他还经常去别的校区参加系统内的会议，而另外一个部门负责人则每月都要去别的城市开各种各样的会。在系的层面，据Wang教授介绍，系学生会会派代表的系全体教师会议，而且会前会询学生会是否有议题提出进行讨论。
2.参与程度深。学生代表参加各类会议，不是简单地去听，而是真正的参与，反应学生的声音。David说，他会前会征询各个部门的意见，汇总信息，行程比较清晰的观点，并在会上积极发言。如果对会上有的问题不清楚，会在会后进一步征求意见，再通过某种方式反馈给有关部门。David说虽然他在会上没有投票权，但是这些会议会考虑和尊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情况最有发言权（根据规则，当会议支持票和反对票相同时，学生的意见可以成为决定性意见。但是由于实践中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因此David任期一年中从来没有行使过这一权利）。我访谈的几位教授也印证了David的意见。他们说，他们会积极鼓励学生发言，因为他们代表了学生的声音，是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而且各部门会积极对学生的意见进行反馈。比如David前不久参加了加州总校校长召开的学生代表会议，会上大家提出预算不够透明，回来后没几天他就收到了校长发来的邮件，内容是更加详细的预算信息。
3.参与渠道多。学生除了选派代表参加各类会议外，自己也可以旁听相关会议（绝大部分会议是开放的），还可以通过写邮件、找相关负责人面谈等方式提出意见。校长及其办公室一般会认真对待学生的来信来访。学生会办公室张贴有学校董事会、评议会及其他相关会议的信息，各部门网站上也有近期讨论的议题的信息，学生可以很方便地知晓。
4.条件保障好。本科生学生会和有专门的办公场所。有很大的会议室，里面冰箱、电视、投影等设施一应俱全。主席、副主席、各部门有专门的办公室。学校每年给研究生拨付的经费达10多万美元（2017-2018年度的预算14万美元）。研究生会主席每年有7000刀的补贴，另有上千美元出差补助。副主席有5000刀补贴。主席还有秘书，协助其开展工作。
5.自治程度高。研究生会完全是研究生的自治机构，学校没有某一个行政部门来领导研究生会。八名成员全部由全校研究生选举产生，可连选连任。本次大会包括主席在内的5人换届。换届仪式由学校派来的Staff主持，新任成员要举右手宣誓。该Staff领一句，大家跟一句，大意是要对遵守学校政策和研究生会章程，尽力做好服务等。研究生会的事务，大家讨论决定。比如对于下一年度预算，部门负责人说明情况、回答提问，然后大家表决。一些奖项，也有研究生会根据申请独立评选并给予经费奖励。据说，美国有一些学校的学生会有多达百万的经费，有很多后勤等事务由学生自己管理，学生会甚至聘请专门的经理打理相关事务。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体现共治精神，可以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这本身也是对学生的一种教育），还可以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对大学共同体的归属感。David是历史系的博士，我看他很有Leader气质，说不准未来能更为优秀的政治家。
在我看来，美国的大学积极吸纳学生参与治理，与美国大学的传统、文化有重要的关系，而其背后深刻的背景是学生对美国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对于美国的大学来讲，学费和校友的捐款举足轻重。有的比较著名的私立高校，不算学生学费，仅校友捐赠就可能高达学校年收入的40%-50%。公立高校虽然有政府的拨款，但是学费和校友捐赠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很多大学，校友在校长、董事等遴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加州大学，除了七名当然董事外的其他董事，由州长任命，但是州长任命前要向包括校友代表在内的委员会进行咨询；加州大学董事会任命校长，也要征求校友的意见。所以，学校必须要重视学生、依靠学生，要培养学生的归属感，要做好对学生的服务。
反观我国的大学，虽然很多学校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但是真正做到把学生放在重要位置的，可能很少。我们的大学，可能更多地把学生视为管理的对象或者代加工的半成品，而不是视为服务的对象和学校治理的主体。这也很好理解。我们的学生并没有成为大学里的重要影响力量（当然，这是从治理的角度讲，而不是从毕业生质量对大学声誉和地位的影响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学校领导是上级任命，经费是上级拨款（连北大这样的大学，校友捐款在年度总收入中的比例仅占4.5%，学费占比更是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的大学领导者可能要更多地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要更多地向上级负责而不是服务于学生。有时候学生的一些事关学生的决策和管理，会从管理便利或者行政意志出发，没有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权益，甚至引发一些矛盾。这也导致我们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不强，忠诚度不够。前几年某个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捐近900万美元给其读研究生的哈佛大学，而不是该大学，引起了很多人不满，甚至说他数典忘祖。
其实我们的学校首先要反思的是，我们有没有在他就读期间给予学生足够的尊重、关爱和服务，有没有让学生感受到温暖和依靠。我想，这些年我们的大学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很多学生在校期间遇到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试举几例：案例一、学生Z读书时家庭经济困难，第二年获得助学贷款，但是第三年全部贫困生的助学贷款都没批，该生无力及时缴纳学费，结果奖学金和困难补助金全被扣下折抵学费，导致指着奖助学金解决生活费的该生一筹莫展。
案例二、学生F因不需要学校在学校宿舍住宿，以政策可以退住宿费。因此申请退住宿费，去找某部门，第一次去说某日某时再来；第二次按时去，办公室关门，门上贴有一条，说去办它事，某日某时回来，第三次去终于办成了。这个学生住的离学校很远，往返一趟要三个半小时，办这么个小事足足跑了三趟。
案例三、某大学某学期要给博士生调整宿舍，由单间变为二人间，但是只有一纸通知，没有说明理由。后因学生意见较大，召开学生代表会，被选参会的代表竟然是不需要搬宿舍的同学。后学生虽数次对分配方案（楼层、朝向的分配方式）提出意见，但一字没改。导致学生心生愤懑，甚至说对学校失望至极，由粉丝转路人。此类案例，比比皆是。
其实，我就是那个学生Z。
另附7年前的一篇关于学生资助的小文：
每年的助学金发放，都是件让人烦恼的事情。结合工作的实践，我认为现行学生资助体系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如何保证助学金真正发到困难学生手中。由于无法确知学生家长的财务状况，所以认定贫困生的标准就是贫困证明。然而，在实践当中，开一张贫困证明是一件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的状况。所以，贫困证明的证明力也就大可疑问了。有学生反应，一些缴了贫困证明的同学，生活上奢侈浪费，却拿着国家助学金。但是，除了贫困证明外，还能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二、在认定贫困生时，还存在着侵犯学生隐私的问题。有一些学生，家庭贫困，但是不愿意其他同学知道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所以不原因申请各类助学金。而现在的贫困生认定过程中，不仅要交贫困证明，说明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而且要班委签字确认。可能会伤害到一些贫困生的自尊心。
三、对于一些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的同学，可以说怎么资助都不过分。但是也有个别同学，会产生等靠要的惰性心理，甚至以为获得资助是理属应当，如果得不到资助，反而会滋生不满情绪。这种资助方式可能会助长一些学生的消极心理，腐蚀他们艰苦奋斗的进取心。
四、奖学金和助学金的配置不合理。许多成绩优异、能力突出的学生，至多可以获得两千元的奖学金，而只需交一张贫困证明，即可获得多则五千，少则两千的助学金。而对于其他各种奖励，也一般要求是贫困生。这样有打击优秀学生积极性的可能性。也促使一些学生为了拿到助学金，伪造贫困证明，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五、国家助学贷款限制较多，数额较少，不能满足贫困学生的需求。根据我校的情况，每个学生在校期间只能申请两次国家贷款，而且总额不能超过一万元。部分地区还可以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但是也有些地方尚无法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这样其余两年的学费就不能得到保障。而且，助学贷款还贷期限短，且利息较高。
针对以上问题，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一、提高奖学金的奖励比例。就像一些西方高校那样，设立全额奖学金。对于一些特别优秀的学生，给予高额的经济奖励，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发挥其潜力。
二、减少助学金的资助人数。现在助学金的资助面积过大，进而出现资助名不副实的情况。或者直接取消助学金，而设立特别帮困基金，对于一些经济特别困难，或者是出现临时严重困难的同学给予资助。
三、扩大助学贷款的比例。放宽助学贷款的范围限制，适当提高贷款额度，延长还贷期限，降低甚至取消贷款利息。使助学贷款成为帮助困难学生的主要途径。既然是贷款，主要考查的贷款者个人的信用，应该简化贷款程序。助学贷款，让学生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义务，既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又不会增加等靠要的消极意识。
四、完善勤工助学体系。美国高校，几乎每个办公室，都配有学生助理。我们的高校，也应当多安排勤工助学岗位，并适当提高金工助学的待遇。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取读书和生活的部分费用。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转变长期以来的中国式扶贫的理念。长期以来，中国扶贫就像古代的皇帝赈灾，皇上大恩大德，万民感激涕零，官员在闪光灯下，将扶贫款送到困难群众手中……这里面，其实蕴含着严重的等级意识。施助者与受助者，在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角色，真正的帮助，是帮助其树立自强之心，指明奋斗之路，提高谋生之技；而对于受助者，亦要自尊自强，不能以乞求者的心态，不劳而获，等待他人的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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