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脚奶奶》
有了私家车后，每年的清明、冬至，我都要回趟老家，去谋道给老太太、也去程家墩东边的坟地给奶奶上坟。
奶奶去世五十多年了，那年我八岁，是个能有很多记忆的孩子了，却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出生1913.3，卒于1971年，姓吴。这是厚厚的五本林氏家谱上对奶奶几十年人生的记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
在我幼小的心里，觉得奶奶年轻时应该很漂亮、端庄贤惠。奶奶裹着个小脚，我一直怀疑那双像母亲端午裹的粽子似的小脚怎么能承受得起她那高大的身躯的。记忆中奶奶似乎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亲戚一样，因为我从来没有叫过舅爹爹、姨奶奶的人。在我的父亲十岁不到的时候，她又失去了丈夫，我自己喊爹爹（爷爷）的那个人。
爹爹年轻时参加了革命，生前任新四军桐城东乡青山税务局局长，在受命去无为新四军总部移交税款的途中遇害，那年他才29岁，家谱中对他的记载是：生于1914年，卒于1943年，葬无为。在那个每天都死伤无数人的战争年代，死一个人是件平常不过的事情。而对于我家无疑于倒塌了一座山，于奶奶则是大地失去了太阳。爹爹的两个弟弟（我的二爹小爹）都是老实胆小本份的庄稼人。得知死迅也没有问明原委，甚至没有见到尸首。太太（父亲的奶奶）伤心之余，扔下一家大小去了横埠南边一个叫谋道的地方，一个小庙里（望瑞庵）出家为尼了。奶奶领着年幼的我父亲、叔叔、姑姑一家人苦度日月，因为生活所迫，她不得不含泪将我的父亲送到贵池茅坦的一个财主家去放牛，挣点稀薄的收入。那年她应该只有三十来岁，人生最得意的时光，过着最不如意的生活。
当然上面的事都是听父亲说的，夏天乘凉的时候也听叔叔说过。叔叔说，爹爹要是没遇害现在最少也是省级干部了，听得我托着腮帮想入非非的，似乎就是生活在一个周围全是楼房子的大院子里。叔叔说，为了弄清死因，他和我父亲去枞阳，上安庆跑了二十多年，来回无数趟，均因无确切的证人证明而无果。而奶奶三十岁不到便失去丈夫后终身未嫁，含辛茹苦将几个孩子拉扯成人，也深受村里人的尊敬。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的房子是和叔叔家连在一起的，长长的一大溜。我家黑六间（三间），叔叔家黑四间（两间）。奶奶家的房子夹在中间，一分为二，后面是房间，前面是烧饭吃饭，来人待客的小堂屋。
我印象中从没看到过、也没听说过奶奶和别人发生过争吵，她的脸上总是挂满着笑容，清苦的日子从不显露在她的脸上。看她和西边的小太太（宗族女长辈）聊天我总感觉是种享受，虽然我听不懂她俩在说些什么。小太太喜恕哀乐都在她那根拐杖上显示出来，而奶奶则表现在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
那时奶奶虽然年纪大了不能下地种庄稼，除了种点小菜园外，还会给生孩子的女人接生；村里年轻人人结婚出嫁，老人去世的也都请奶奶去操办酒席，所以奶奶也还是个忙碌的人。现在我们村里五、六十岁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经过奶奶的手出世的。
孩子出世的第三天还有个习俗，要给出世的孩子做三朝。大木盆里放一半水，加上艾叶，称陀。水被浸得黄黄的，这是人生的第一次洗澡，所以很隆重，亲戚朋友会来送祝贺的面、鸡、桂圆等礼物，东家会放鞭炮、高升，然后再撒一些糖果给早等在外面的小孩子们去抢，还会办几桌酒席待客。当然也是请奶奶去的。
这等好事是临不到我的。“奶奶喜欢长头孙”这是我们家的古话。奶奶一般会带她的大孙子、我的哥哥去的，哥哥去后我在家就会想象那热闹的场景，嘴边便会有液体慢慢的流出来，哥哥回来会给我几个花塑料纸包着的糖果，我就会迫不及待的享受一番，有时“咯吱咯吱”一会就嚼碎咽下肚，有时捎回来的那种半透明的糖果，我会放在口袋里玩上几天，吃的时候，纸和糖都沾到一起了。
我最盼望的是有人请奶奶办酒。嫁女儿的酒早点，下午五点左右开席，娶媳妇的要晚点。但奶奶一早就要去准备的，切菜，配菜，炸圆子，炖的，闷的都要提前做好。开席的时候热一下，炒一下就可以了。天黑了路远的地方哥哥一个人不敢去，会拖上我，提着马灯，借口接奶奶，找到办酒席的人家，我们不能上酒席，就蹲在热气腾腾的灶间，或者坐在灶边的柴禾上，奶奶给我们一人一个碗，每上一个菜便盛点给我们，吃着平时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的美味佳肴，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孩子。
奶奶自已算着过日子，对来的人却很舍得。她招待客人最多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叫一种叫“糖疙子”的食品，是用山粉做的，类似于山粉圆子，形状不一样，圆柱形的，切成三角型，放在开水里煮透再打上两个鸡蛋，加上红糖，便是一碗美味食品了。每当有客人来，我自然不会出去玩了，因为我心里清楚，等，是会有收获的。
八岁那年夏末，奶奶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整天的捂着胸口咳嗽。到秋天的时候已经不能下床了，靠村里的赤脚医生开的止痛药止痛。父亲那时带人在安庆石化搞副业，母亲不放心奶奶的痛情，便用芦柴在奶奶的小堂间里打了地铺，夜里我和母亲就睡在地铺上。
奶奶胸口疼的时候，母亲就给她捶背。
这个时节，奶奶的床上还挂着夏天的蚊帐，棉纱的，已经有点淡黄色了。床边的墙上挂着用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没有灯罩，有股淡淡的清烟袅袅地飘向屋顶。奶奶靠在蚊帐上，其实也就是墙上，低垂着头，花白的头发盖住了她蜡黄色的脸，母亲一边轻轻的给她捶着背一边轻声的问她有没有好点。奶奶轻轻地对母亲说：“好是好不起来了，大脚（奶奶一直这样叫母亲的）啊，看样子我是挨不到年了，快叫人捎信叫大的（我父亲）早点回来，晚了就看不到我了。”母亲一边点头，一边安慰她：“知道了，你放心，能过年的，痛一阵子就好了。”
奶奶终究没有好起来，在初冬的一个早上，我还在梦中便被母亲的哭声惊醒了。我胡乱地穿好衣服跑进奶奶的房间，奶奶躺在床上，眼睛瞪着，嘴巴张得很大。母亲想起什么似的，叫人快去沙包喊回姑姑，又将堂心的地铺拆了。等叔叔、姑姑他们都来时，奶奶终于闭上了眼睛，世界在她的眼里消失了。
奶奶闭上双眼像熟睡的样子，一直印在我的心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死的过程，那一刻，我嚎啕大哭起来。我的伤心不像个孩子似的，以至于许多大人来劝我，但没有用，我的声音愈发大起来，因为我知道，奶奶死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去办酒席的人家去接她了，也没有机会去那热气腾腾的锅屋里了。
《木匠老杨》
程家墩的“能人”很多，石匠老汪，砖匠老周，“采花大盗”老孙，木匠老杨……当然这个“能人”是指和一般平头百姓相比而言的。真正的“能人”是家属在程家墩，人在市里吃皇粮，拿工资的，没几个人。
老杨今年八十多岁了，和我林姓没有宗亲关系，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如果和堂弟一样叫他得叫外公的，事实上我从来没喊过一次。回家如果碰上了，远一点就笑笑，迎面碰上了就递支烟，仍旧笑笑。
杨是个独姓，属外来户。老杨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在那个集体年代，没受大族人家欺负而能独善其身的，也得是有两把刷子的。我想这不仅是他人缘好，更有可能是因为他那是个崇尚“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时代中的木匠吧。
和石匠不一样，那年代家家户户确实离不开木匠：装个锹柄锄头杆子，箍担粪桶水桶的，打个桌椅板凳的，修修茅屋，翻翻屋面……一年里每家都会请上木匠做个一、两天活。
别人在地里挥汗如雨的时候，老杨总是在村里干活的人家寻个荫凉处，一只脚立在地上，另一只脚搭在大砍凳上，摆弄着他的斧、刨、凿子，一段段粗糙圆滚的木料，在他的摆弄下变小变方变白，也变得香气浓郁起来，脚下的刨花渐渐堆高。
我们小时候都巴结他、拍他的马屁，不是想求他干活，是因为一个叫“八掛”的小木片儿。
过了正月十五，老家有句话“吃了年饭望田畈”，就得准备农活了。那些摆在生产队仓库里的农具该修的修，该换的换。犁，钯，掀，年枷……动作最大的属水车了，龙骨缺了，龙幅（车叶子）裂了，车箱能抹上桐油了。
队长会按照老杨的吩咐安排几个劳力去江边放回几棵杨树，一棵桑树。先是树木锯成二十公分的小段儿，杨树段儿被劈开成一块块木片，桑树段儿被劈成一根根的小方料。
老杨将这些木片木方用团篮（大而圆的竹篮）分别装好，搬到仓库里，掩好门，一个人在里面刨，砍。而我们经常会偷偷的透过窗户，透过门缝看他什么时候做龙骨，做龙骨了，我们就会有“八掛”了（凿下的木片，我们叫八掛，像个“句”字形状的）。
老杨听我们在外面“叽叽喳喳”的，就朝我们挥挥手，“还早，还早，烀车幅子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没过几天，队长会命人在仓库东边靠淌水沟的边上支起两口大锅，锅里盛满水。老杨将刨好了的、打了眼的薄木片和那些砍好刨好的龙骨倒入锅中，也将我们急迫的心一起倒下。然后升起火......
我们一大帮小孩团团围在冒着热气的大锅四周，瞪着眼睛看着热闹。一直在添柴火的老杨总是说：有什么好看的？明天上午乎（抛的意思）八掛。
抢到了八掛，就意味着有了新的游戏，我们便不再玩踢键，跳绳子。
这种玩法，类似于打“钞白”，但又不太一样。“钞白”是将壹分、贰分的铅币放在砖头上；打八掛是在地上，画个一米多直径的大圆，圈里面放上八掛。
玩家按次序，用厚点结实的八掛打圆里的八掛，把圆里的八卦打出者为赢家，八卦归他。手里的八卦输光了，需要再花上一分钱一个向赢家去买。八卦游戏一直玩到开学，从来不会生厌。就算是寒假结束开学了，放学后也不忘再玩一会儿。
年前生产队捞鱼也是老杨唱主角。老杨不单会木工活儿，更有一手会旋网的本事，捞鱼的事自然就落在他身上了。他无论走哪，身后总会跟上一群人。人群里，不单是我们这些爱看热闹又没事的小屁孩，还有挑着团篮（园园的，竹篾编的）、拎着腰篮（大的菜篮子）的大人们。
程家墩有三口鱼塘，先捞的是小塘，也就是“吃水塘”——队里人挑水吃的塘，那里没草，鱼都不大，都是斤把重的鲢鱼，精瘦精瘦的。中间大河里鱼多，鲢鱼、鲤鱼、胖头鱼、鲫鱼、鳊鱼都有，鱼多就长不大，一会团篮装满了，挑到队屋里过完称就倒在稻场上。
大河转了一个圈儿就到吳家墩的“东边大河”了——这塘因为东边是坟地，水深，从来没干过底，所以鱼大。老杨站在水边，看好位置，背对着河水，脚并不移动，双手朝后一扬，上身一转，网就像一个团团的畚箕罩在了水面上。
老杨朝岸上走两步，转身再把手中的网绳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上收。网收上一半后，便看见鱼在网里乱窜。这时候，我们便惊呼：大鱼，好大。然后估猜着鱼的份量……分好了鱼，过年就有了待客的美味。
等到我们这些小屁孩快成家的时候，世面上流行挂衣橱、高低床、沙发、床头柜什么的新式家俱。老杨的手艺似乎落伍了，不过修修补补的事情还是有的。
他儿子大了仍旧继承了他的手艺，只不过他的两个孩子并不做传统的行业，在常州开起了电脑电台板厂，还当上了老板，队里不少人去他们的厂里上班，事业做得红红火火。
老杨和老太婆也像队里许多老人们一样仍旧守住在程家墩，儿子那边再好他也不肯去，用他的话儿说，“金家银家，抵不上自己的穷家”，更何况他的家并不穷。
老杨的晚年是幸福的，他和程家墩的人一样赶上了好时代。
《想起同龄的大勇子》
母亲说我出世的那年风调雨顺的，庄稼特别的好，也是程墩有史以来出生孩子最多的一年。秋天生产队要卖棉花了，堆在生产队仓库里的棉花因为妇女生孩子的，做月子的，喂奶换尿布的耽误了来不及分拣，气得队长叉着腰站在稻场上骂人。当然是骂我们这年出生的人，不早点出世，非要赶到这农忙时节，看样子年底不想分红了？不想过年了？其实队长骂人也是善意的，当听到响起孩子三朝时放的鞭炮、二脚响时自然还是咧着嘴大笑，孩子出生的多那是该程墩队兴旺，后继有人。
最近有些失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望着天花板发呆，便数着程墩队和我同龄的到底有几个？走了几个？（我们那里说人走了其实年纪不大的人去逝了的意思）数来数去共有十一个，走了四个了，应该还有七个在的，可再数来数去也只数到六个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便想起了大勇子，大勇子倒是确确实实是走了的，而不是去逝的，至于现在有没有去逝，只有天晓得了。
大勇子全名周志勇，那时我们都叫他大勇子，好像不知道他还有个周姓。他是个残疾人，用老家的话叫有点孬。右手的大拇指被其他四个指头紧扣在手掌里，象是握个拳头；拳头和小胳膊成九十度，又仿佛是哪根筋有点短拉住似的。
大勇子出门从来不是光着手的，我看到他总是那只残疾的手挽着一只竹把畚箕，一只提着一个有木柄的小铁耙，捡鸡粪狗粪。程家墩三个小墩子里总会看到他的身影，不过也从来没听说他害过什么事。每当看到我们在别人门口踢键子时，他就会放下畚箕走过来，也不管人家说不说骂不骂，端个小凳就坐，木柄铁耙却舍不得放下，怕人抢去似的搁在腿上，一只手撑着下巴，笑嘻嘻看着我们玩。也有人对他说：大勇子，来踢一下。他也说不出话来，只是呵呵一笑。
大勇子母亲去逝的早，父亲在江南的石台县做瓦工手艺，他和两个弟弟都是姐姐辛苦拉扯大的。姐姐出嫁时他也十六岁了，长的高高壮壮，白白净净的，只是还是有点流口水，弄得胸部有条白色的痕迹，象要溃烂一般。出门仍旧挽着畚箕，赶上吃饭的时候也有人盛碗饭给他吃，他就坐在门边，也不客气，也不谢谢。第二天这个时间还会去那家，总是在人家门口转来转去，眼睛瞅着人家家里，看看有没有人递饭过来。久而久之，就没有人给饭让他吃了。
我那时候有个歪号叫“万年桩”意思是长不大长不高，但还是可以挑浅浅一担水的，尽管摇摇晃晃走不直路。大勇子却只能和他的小弟弟抬水吃。每次都是他挽着只水桶一个人走在前面，汪姓的大黑狗有点欺负他似的，见他没了铁耙就不再惧他“哇哇”直咬，那张牙舞爪的架式吓得他扔下水桶就往回跑，等他弟弟扛着扁担过来，那黑狗象知道什么似的早逃回汪家里的桌子下面去了。
夏天到了，晚上家里闷热睡不着，都要在门前的场地上乘凉聊天的，叔叔总要打点谜语让我们猜。大勇子也悄无声息走了过来，拖过去一个小凳离我们远远的坐下，习惯性的一只手撑着下巴，似懂非懂的听着我们的答案。就在我们猜来猜去总猜不对结果时，大勇忽然站起来掉头就往家跑，还没跑几步“轰”地倒下，两腿乱蹬，吓得有人说快叫他弟弟。门前的是他叔叔，说：没事，一会就好的。果然一会功夫，见他一只手死命地掐着鼻子下面的人中，五、六分钟时间终于坐了起来，他看看四周的人竟“娘啊，娘哎”地嚎啕大哭起来。我们那里都叫妈妈的，唯有大勇子哭的时候喊娘，并且那啊字哎字的音拖得很长，显得那么凄凄惨惨，那么的让人揪心，哭的人没了心思猜谜。
秋天的时候，大勇看到别人割草砍柴，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带根绳子，手里拿个镰刀去北埂之渠边砍些树枝。有时候跑到小院队那边玩玩忘记了，看到太阳快下山了，才慌慌张张胡乱砍些树枝，外面裹上蒿草，背在背上“嗯啊嗯啊”地啍着别人听不懂的小调，屁股一颠一颠地往回走。一天不多十天不少，一个秋天下来他的屋后倒也被他横七竖八地弄回一大堆草啊柴啊的。
那时候的冬天非常冷，里面穿了母亲织的毛衣，外面穿上棉袄棉裤，感觉风还是朝里面钻。放学回家总是急吼吼地蹲到木火桶里，妈妈就会埋怨我：你看大勇子就外面套着件棉袄里面什么都没穿，也没听他说冷。我说他不冷啊？胸口都冻红了，他说不出来吧，你看他出来捡鸡粪了吗？妈妈说：这几天是没看他出来。
时光一年年地过去，我们那年出生的也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了，只有大勇子依旧挽着个畚箕拾猪粪。后来我去上海了，难得回去一趟就很难看到大勇子了。也许是同龄人的原故吧，心里不时的还想到他，有次碰到队里的人聊天聊到他时，才知道他走了。
老乡说大勇子走的时候是下午，他弟弟给他穿了件大半新的黄色披风，他穿上去很得意，在路上象走亲戚似的，看到队里的人就拽拽胸前的大翻领向人显摆，好像他大勇子穿上这衣服挺帅的。黄昏的时候他随着人流上了枞阳到南京的轮船（那时候叫南京班），大勇子在里面不知道什么回事，随着轮船的两扇铁门重重地合上，他也就这样随着轮船离开了那个叫程家墩的村庄，消失在黑夜之中。
听着老乡的叙说我感觉心里不好受，这如同城里人养的宠物犬，看了不顺，杀了不忍，只得带到很远很运的地方扔下就跑，让它找不到回家的路，也算是扔下一个包袱吧。
谈着说着，到最后也只是摇头一笑，他和别人一样来到这个世上，他父母也一样给他放鞭炮请人吃饭做三朝的，是命运捉弄他还是上帝惩罚他？就象他现在是在还是不在一样，只有天知道了。
断断续续写（发）了十几篇关于程家墩的文章，都是过去的。年纪大了便喜欢回忆，也就想着把回忆记下来让我们的下代了解一下村里的往事——辛酸的，痛苦的，欢乐的。实事求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相信我们的下代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的根在那里。
人划线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