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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翦商》
李硕是讲故事的好手，从引子开始翻了几页，我就被吸引住了。作者认为人祭（杀人向鬼神献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甚至引发了华夏的新生，于是开场就复原了一场殷商晚期的人祭仪式。
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 "
根据本书的研究，人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在周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周公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其死灰复燃，执行得也比较成功，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第一轮杀了 19 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单独的人头骨十枚、上颗骨一块、右腿一条。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三名，成年男子两名，儿童四名，婴儿两名。四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一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一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只有头骨；一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上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骨。单独的上颗骨属于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牙齿很整齐。
“犬鱼”的族徽在商代铜器里不太多见，甲骨卜辞里也没出现过，说明该族不是很显赫，被王召见一次已经足够荣幸，所以要专门铸一只大鼎来纪念。铜器的形制和铭文风格属于殷商末期，商朝灭亡的前夕。
郭沫若认为最重要的死者是戍嗣子及其“或因罪而死”的结论，应该是成立的。戍嗣子本是一名级别不太高的贵族，因为某些机缘巧合被纣王接见，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任，却又因某些原因触怒纣王，结果整个家族被献祭一一用来纪念受王接见的铜鼎被带入祭祀坑，也算完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轮回。
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商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祭活动，可以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于人祭的景观建筑。
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再到下一个千年，距今 5000—4000 年之间（仰韶文化末期与龙山文化期），有些地区的人群共同体则变得更大，几个或十几个部落汇聚成了早期国家，如陕西石峁古城、山西陶寺古城，能统治一两万甚至三五万人口，面积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或两三个县。其中，统治中心已经形成城市，面积有两三平方公里，周围环绕着数米高的夯土或石砌城墙，城内有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宫殿，上层贵族开始使用精美器物，死后的墓葬里也堆满了豪华随葬品，而且经常用人殉葬。
多数早期国家并不能维持长久繁荣。距今 4300—4000 年间，华北很多地方同步出现了古国兴衰的一幕：陶寺（山西襄汾）、石峁（陕西神木）、清凉寺（山西芮城）和王城岗（河南登封）等都曾出现古国气象，但在繁盛两三百年后，都发生了解体，重归部落共同体的水平。
在河南的嵩山脚下，却有一个小部落意识到了这两种技术的价值，而且也善于寻找更适合发展这两种技术的新环境，于是，华夏第一王朝的故事开始上演。
水稻发源于长江流域，从 6000 年前以来，一直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华北传播。在距今 4000 余年前的华北遗址中，有很多都发现过水稻粒，但数量占比很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见，二里头发现的水稻不可能是外来的贡品，因为在二里头人还没有建立起王朝、无法向外地征收“贡赋”的时候，他们就以水稻为主粮了。
距今 4000 年前，河南平原上有大量水泊湿地，所以新砦人可能是一个生活在湿地中的部族，能很快适应南方传来的水稻农业。另外，二里头 - 夏朝人有崇拜龙的习俗，应当也和他们曾经的滨水生活有关，因为上古传说中的龙都是水生，形体与蛇接近。
比较起来，二里头的龙的规格更高，出现在最为显赫的墓葬，且俯卧在墓主上半身。这是其他文化里的“龙”没有的“待遇”。可见，二里头 - 夏朝王室和龙的关系更密切，或者说，龙是他们的象征和图腾。
二里头人有稻作和龙崇拜，这让他们在普遍萧条中建立起繁荣的聚落；然而，要超越昔日龙山时代的古国，他们还需要其他的技术，比如青铜。
D1 院落的具体功用又颇难解释，它过于空旷，缺少生活设施，不像是王者起居的场所，哪怕是后世的皇宫也少见如此空旷的封闭式庭院，所以比较可能是宗教礼仪性建筑，类似明清时期的天坛和地坛。而且，确实在 D1 院落中发现了几处用人祭祀的迹象。
这反映了新兴的“都市现象”：当国家权力和统治阶层出现时，也会伴生庞大的贱民群体，或来自被俘虏的异族，或部落和宗族体系因各种原因被打散，而成为豪门贵族的私家奴婢或国家管制下的贱民，以及都市中的乞讨人群。
在国家出现之前的村落或部落生活中，也会有人因贫富差距而成为贱民，有些甚至可能会被村落或部落集体排斥而死于非命；但到早期国家出现之后，特别是二里头这种青铜王朝，都城的贫富悬殊则已经非常剧烈，一面是各种宏大建筑和兴旺发达的手工产业，一面是大量赤贫者抛尸街头，各种残酷现象也最为集中。
在青铜技术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些酒器都是陶制的。新砦 - 二里头人普遍嗜酒，喜欢制造专门储酒、温酒、斟酒的器皿，哪怕是寒酸的小墓，也常有陶制酒器。看来，他们粮食充足，普通人也有余粮来酿酒。
在三四期阶段，还出现了全新的铜兵器，如铜钺和铜戈。铜钺的造型可能是从玉石钺来的，但铜戈比较特殊，此前很少有类似戈的石器，属于古代中国比较独特的兵器。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发展的。
二里头的青铜技术一直处在封闭之中，几乎从未向外传播。在近四百年里，二里头之外几乎从未出现成规模的青铜铸造产业，二里头风格的大件青铜制品（包括礼器和兵器）也很少出现在外地 29—— 除了一个遥远而孤立的南方殖民地。似乎二里头 - 夏朝的青铜生产者以及王室和豪门都把青铜器当成秘不示人的宝物，从不与外人分享、交易。
石器时代通往青铜时代的大门看似很宽，实则很窄。这些困难和偶然性，又催生了关于金属冶炼的神秘玄学观念，认为某些神灵会影响冶炼的成效，所以人们会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祈福，请神赐予高质量的产品 —— 从夏到商，冶铜区的人祭遗存都比较密集，直到钢铁时代，冶炼仍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神秘色彩的活动，甚至有工匠舍身投入炼炉、获得高质量金属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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