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运动期间领导人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从而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
大饥荒后的中国，局势更加动荡，经济陷入谷底。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中共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大谈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重振国内经济，二是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第一次公开冲突。毛泽东当面斥责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进行公开批判了。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重新开展阶级斗争，已是势在必行。
建国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可谓一波三折。从四清运动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但这次运动一开始并没有在全国掀起大浪来。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走遍了全国11个省。但只有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闭口不谈。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为此，1963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政治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到：“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他还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这个文件的发布对四清运动可谓是火上浇油。
就像反右运动一样，四清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扩大化了。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甚至在批斗现场当场打死人。更有甚者一些“嫌犯”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后，工作组竟然连尸体都不放过，还要进行更加恶心的“鞭尸”！还对外声称这是为了洗净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心灵！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的进展，毛泽东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同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说：“不是有10%到20%的大队很坏吗？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至少三到四年，不要着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漂亮的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猖狂；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必须要全部扫除。此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不仅有开展的必要，而且必须大张旗鼓，集中火力，一致对敌，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想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终身残废，甚至当场丧命！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四清运动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应该说，刘少奇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5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愈发失望。196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外出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与各省市领导谈话时，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抓好生产，对四清谈的很少，同时，毛泽东对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满，认为四清与文化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1966年12月15日，在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此时，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以及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样，四清运动就逐渐偃旗息鼓了，但阶级斗争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更加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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