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年是很有味儿的,后来渐渐似乎感觉不到年味儿。不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而是年味儿真的变了。今昔相比,变化太大。
小时候穷,一年吃得最多的就是红薯稀饭炒白菜,也难得一件新衣服,就盼着过年吃美味穿新衣。新衣服在年前是绝对舍不得穿上身的,年三十晚上把新衣服整整齐齐叠在枕头边,初一早上五点就要起床,穿上那崭新崭新的衣服,去给长辈们磕头拜年,长辈们会拿出崭新的两毛钱——因为太新所以俗称“割耳朵票”,给我们做“压岁钱”,那小心情别提多激动了。那时候,过年是所有孩子心里的期盼。
父亲常常教导我们,好好学习,等你们长大了,天天吃大肉,天天穿新衣,天天像过年!的确,现在的日子随时可以吃美味,随时可以穿新衣。每一天都像过年,过年也就像每一天,没什么稀奇了。
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是过年写春联,几乎家家户户是自己手写。初一街上转一转,看看谁家字写得美,谁家对子编得好。父亲提前好几天就买来红纸、墨汁和毛笔,把红纸割成一条一条,折出印子,大门上的对子是父亲亲笔写,其它的都交给我和姐姐。我们能想到的地方都写上,由此也积累下了不少对联。姐姐写下“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川”,横批“天高地厚”贴到天地神位。我当时还小,只听过“鸡飞蛋打“这个词语却不知道哪四个字,便大笔一挥,写了“鸡肥蛋大”贴到鸡窝上。父亲和姐姐连连夸“错得妙!”。把“日行千里”贴到农用小推车上,使得来拜年的亲朋大笑,“你可去推着小推车日行千里吧!”父亲呵呵,说:“逗乐嘛,红红的,喜庆就行。”
后来呢,春联都不用自己写了,甚至连买都不用买了,买东西送春联,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样的字体,一样的内容,一样的没有新意。
小时候,年三十晚上几乎是不睡觉的,屋外鞭炮声噼里啪啦,此起彼伏,从七点到凌晨一点。屋内热热闹闹播着《春晚》。香火一把接一把,整晚是不能灭的,那香火里燃着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美名曰“熬富”。早上是必须早起的,早起还不能大声说话,怕惊动神灵。不能说不吉利的字眼儿,要新年新气象,开个好头。母亲说,头上三尺有神灵,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给我们立下很多规矩。我和姐姐被母亲虔诚的神情吓得不敢早睡,不敢晚起,蹑手蹑脚,轻声细语,生怕说错话做错事神灵怪罪。初一天不亮就要去拜年,因为越早祝福越灵验。且不说母亲是不是迷信,单是这仪式感就让人觉得年是个神圣的节日。
现在呢,年三十的晚上,整个城市都静悄悄的,因为不能燃放烟花爆竹。电视里依然播着《春晚》,却每人一部手机,“葛优瘫”在沙发上,发着微信,抢着红包。瞌睡了就睡,初一也不必早起,因为老家好远,电话拜年。
小时候的年是指向团圆的。正如歌中所唱,“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家里总有年夜饭”。腊月二十三是数人口的小年,无论多远,远在他乡的游子都要在这一天赶回家团圆。一年不见的亲朋好友,在年假里,见个面,拜个年,互相问候,互相祝福,其乐融融,热闹非凡。
现在的年是指向远方的,只要经济条件允许,都会想方设法出去远游。尤其喜欢去南方城市,感受如春的冬天。来拜年的人越来越少,想去拜年,也无处可去。爱人说,明年我们也做候鸟,迁徙到海南去过年!
小时候的年是一桌盛宴,现在的年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儿时的年味儿,如今的孩子已完全体会不到了。我常常思索,如何为孩子们找回更多的年味儿,而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心境和需求都不同了,也许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增加一些新年的仪式感,来让新时代的孩子们感受到更浓郁的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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