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清明，清生命之理，明死亡之惑。
知死而后方悟新生，懂得生命的无常，才会更加珍惜当下的一切。
几刀纸钱，捎去的是对先人的思念。我们带着他们的期待和庇佑，活出了最好的样子。
千年之前，苏东坡在徐州发出生死一问：人生看得几清明？
千年之后，愿我们都能明白：
清明回乡，扫墓祭祖，是回首人生的来处，提醒我们做人不可忘本；
也是告慰先人的仪式，获取内心的安宁，更好地出发。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会留下一些印迹，大多由自己咀嚼回味，但有极小部分，包括小人物的那一丁点，因为放到大社会、大时代中比照、检讨，而化作公共产品。
没有多少人做无厘头的事。当年我走上战场，敢于直面死亡，除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更在于我有牺牲生命的理由。
新一代青年官兵有没有相同或相似的理由，这是一个亟待回答也必须回答的命题。
这次没当成英雄，但请战瞬间还是体悟了一个道理：再渺小的人，只要你敢于牺牲，灵魂中已经生成伟大。
几次参战，得出一些朴素的感受。“孤胆英雄”不好当。
人生不能过于庸碌平淡，总要丰富进点精神层面的东西。
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不能不思考，那时的英雄情怀建筑于何种精神支撑。弄清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新一代官兵靠什么走上战场，并且直面死亡，直扑死亡。
我曾经在《环球时报》发文，《烈士是军人的精神归宿》，但精神归宿进入实践层面，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有人甚至永远无法跨越。
有人说，战场上的英雄是一念之差。关键是，这一念之间，为什么是向前进，而不是往后退，是面向敌人倒下，而不是背对敌人死亡？其实就是精神积淀与价值观确立的结果。
总起来讲，这些都是红色基因的范畴。
既然阶级斗争和制度对抗而来的强大精神力量，随着政治生态变化而弱化，那么，就必须找到替代。
看一下世界各国军队，支撑军人作战的精神，除了意识形态，很重要的是职业精神和宗教信仰。苏联红军衣钵继承者俄军，在苏共离开军队后，迅速恢复宗教信仰，以避免出现精神真空。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世纪大审判”，对德国国防军和纳粹党卫军的惩处差异很大。对于国防军，着重于其职业，即主动杀人还是服从军令被动杀人，而对党卫军却加重处罚，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他们主动杀人，并且是杀自己的国民。
上述分析中不难反映，一个人的牺牲精神来自于许多方面，支撑元素越多，牺牲精神越强大，反之亦反。
今天，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人文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精神支撑在哪里？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
理论上讲，我军官兵不缺乏战斗精神，因为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但这更突出或倾向于整个政治集团。对于大多数普通官兵来讲，更多生活于感性世界，而非理性世界。所以，要保证官兵拥有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必须探求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长点。
而今，一个民族在精神和物质严重失衡中，行走了数十年，一种新的人生底色已经形成，这种情况下直接移植上一代人的精神和价值观，至少不会那么有力量。
处在功利社会的当下，我们必须认清问题的实质，有的人或群体，功利收获越多越大，或许人生价值实现越充分，比如当官、经商；而有的人或群体，功利收获越少越小，则更彰显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比如问道者、思想家。那么，军人尤其战场上的军人该得到什么和得多少？无疑是绕不开的命题。
我们那个时候，走上战场的农村兵居多，因未见过世面，加之“找出路”，而在执行命令过程中很少问“为什么”。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洗礼，在网络微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的执行命令时一定要问为什么。
换句话说，我们那时看到村民被敌军炮弹炸飞，迅速激发出“阶级仇，民族恨”，而今，“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价值导向，都凝结为新的人文精神，这时官兵怎样看待战争？对手是谁？为什么以战争对决？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
大赞!
宣传和思政工作者还是上回战场经历回战争，可能才有动人服人的真情实感，真知灼见。
战场上的英雄，一句顶一万句。
口头上的说教者，一万句不顶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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