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1年，大汉王朝在汉武帝的统治下已经走过49个春秋，这位曾创下旷世伟业的帝王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疾病缠身，时常将国事托付太子。太子刘据是汉武帝二十九岁时才有的长子，很小的时候就被立为太子，曾深受武帝喜爱，就在汉武帝又一次出宫养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倾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
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罹祸的巫术，这种巫术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江充是有名的酷吏，素与太子不和，于是进谗言说宫中有人在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江充令人在太子宫中，偷偷埋在桐木人，然后假装发现，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蒙冤等死，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他的母亲卫皇后也被迫自杀。
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西北大学 教授 徐卫民：这（巫蛊之祸）对汉代社会来讲，对于汉武帝当时盛世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更重要的我是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汉武帝才真正地认识到了，在这样一个繁荣的社会底下隐藏着很多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汉武帝也可能意识不到要改弦更张，那么汉朝社会也可能就会丧失在汉武帝的手里。”）
经过多方调查，汉武帝获知太子完全是被逼上绝路的，被愤怒压抑的父子亲情强烈迸发出来，悲痛万分，他始终不能相信竟然是自己亲手酿成了父子相残的悲剧，不仅痛失爱子而且让帝国失去了理想的接班人。此后不久更为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匈奴入侵边境，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七万大军反击，纵兵深入，以致孤立无援兵败投降，辉煌一生的武帝从未遭遇过如此惨痛的失败，与此同时，国内局势也十分严峻，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虚弱，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朝廷忙于应对、疲于奔命。
汉武帝和他的帝国一同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这一切让汉武帝不得不对自己多年来的统治方略进行深刻反思，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执政策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恰在此时，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议多征发戍卒到轮台屯田，汉武帝于是下达了著名的轮台诏。他批判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天下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好处，朕不忍听到这样的建议。他对自己以前的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轮台诏称得上是汉武帝最后岁月的治国新纲领。
（日本就实大学 教授 李开元：汉武帝好大喜功而且引起了政治动乱，他几乎把一个完好的汉帝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反悔，他认为自己几十年是做错了，所以有一个轮台罪己诏。根据这个，他做了政策的转化。”）
轮台诏明确了新的治国思路，就是让政策回归休养生息、富国养民，留给这位老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尽快重新选定接班人，然而，剩下的皇子不是年幼就是节行有亏，这让汉武帝左右为难。这幅画描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传说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由其叔叔周公旦辅政。周公不负周武王之托，将周朝治理得稳固强大，等周成王年长后，周公还政于周成王。汉武帝病重之前，令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送给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这等于宣示天下，他要立八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帝，以霍光为首辅大臣辅政。
霍光，是已故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性格沉稳、处事周详，深的武帝信任。汉武帝临终前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使大夫，私人共同辅佐少主。显然被赋予周公使命的霍光将成为未来汉王朝最重要的角色。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霍光将带领其他三位大臣肩负着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一同开启昭宣时代。
（日本就实大学 教授 李开元：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选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人叫霍光，在中国历史上评价相当于周公这么高地位的人。他知道怎么去引导政策的转换，但是他又不去制造政治的动乱。”）
后元二年（公元前87）二月，汉武帝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他在遗诏中写道：“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带着对帝国的眷恋与生命的不甘，汉武帝长眠于茂陵。
（陕西省茂陵博物馆 馆长 研究员 王志杰：这里就是汉武帝茂陵，刘彻的陵墓，西汉帝王陵中最大的一座。在汉武帝茂陵周围有二十多个陪葬墓，见于确切历史文献记载，能知道的陪葬墓有西汉一代的两个大军事家，有卫青，有霍去病，还有汉武帝茂陵这个西北角有李夫人，还有最远的就是霍光。”）
王志杰馆长已经在茂陵工作了五十三年的时间，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十几年前他开始研究并撰写一本《汉武王朝人物志》，这本人物志的最后一个章节是有关四位辅政大臣的，霍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昭帝即位的最初几年，除了应对突发事件施行一些惠政外，国家少事。霍光亲历了武帝中晚年政治的转折，无论是从他的个性还是观念出发，他都会选择忠实的执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国策，然而，这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有着严重分歧。
桑弘羊，中国古代杰出的理财家，公元前119年前后，在国家遇到严重的财政危机时，汉武帝重用桑弘羊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桑弘羊，在全国推行盐铁、均输、平准等改革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盐铁官营，就是将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盐和铁收归国营。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池是我国最古老的盐业生产中心，古称河东盐池，是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盐产地和集散地。当年绵延不绝的车队满载食盐运向四面八方，运城由此得名，如今广袤的盐池和深深的车辙依稀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
盐，自战国起就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桑弘羊改革将盐的生产由过去的民营改为民制官收，国家提供煮盐用的铁锅，生产出的盐由国家统一收购、运输、售卖。国家为此设立专职官员掌管盐务并在全国多数郡设立盐官，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此举使盐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桑弘羊进行的众多经济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晋文：桑弘羊的财政思想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强调重商，他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贡献的见解，我认为有两条：一条是（桑弘羊）认为富国不一定非要用农业，工商业也可以富国；第二条他在历史上最早提出这种大生产的优越性。”
（河南省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 前馆长 张振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古荥（xing）汉代冶铁遗址，保存较好的一号冶铁高炉，它长轴是4米，短轴是2.8米，容积50立方米，日产铁大约在1吨左右。这在当时不但在我们国家，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张振明，四十年前亲自参与了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这个12万平方米的遗址内，他们发现了两座巨大的炼铁炉炉基和众多炉底积铁，仅一号炼铁炉内就发现了重达二十余吨的炉底积铁，众多迹象表明，在桑弘羊将冶铁收归国营后铁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像古荥这样的汉代冶铁遗址国内还有多处，国家来管理它有很多好处，集中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高度集中达到（使得）铁的产量大幅度地增加促进整个国家力量的强盛。
桑弘羊改革在很短时间内使得濒于崩溃的汉朝经济得以恢复，国库再次充实，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然而桑弘羊改革的弊端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日益显现出来，在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现任馆长看来桑弘羊改革的弊端远大于他的成果，
（河南省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桑弘羊的众多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盐铁法，盐铁官营对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抑制商人势力，改进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呢它也存在着封建官营事业的弊病，比如说生产的铁器的质量不高，规格不符合要求，包括售价过高的这些方面，以及官吏强迫农民进行购买的这些弊病。”）
桑弘羊改革的众多弊端在改革推行十余年后日渐突显，百姓怨声载道，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也强烈不满。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严峻的社会矛盾，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严管。为了能在统治阶段阶级内部达成一致，霍光听取了同僚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为即将召开的一场朝廷会议做准备。
公元前81年二月的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与朝廷大臣齐聚都城长安共同探讨治国之策，事前谁也没有想到会上辩论异常激烈，以致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议之一，御史大夫桑弘羊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贤良文学猛烈抨击武帝推行的盐铁国营、酒榷（que）、均输等经济管制政策，历数其弊端，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是造成百姓贫穷困苦的根源。作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反驳道，这些管制措施是制衡周边民族、安定边疆、满足国用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大业决不可废。双方的辩论精彩纷呈，这次会议称得上中国古代非常罕有的以此辩论赛，史称盐铁会议。桓宽根据原始档案撰写了《盐铁论》一书，保留了这次会议的珍贵记录，然而，当时的辩论的会场早已荡然无存。
这里是西安市三桥镇高堡子村的一个农家院落，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当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研究员 刘振东：这就是西汉很有名的建章宫遗址，建章宫是汉武帝的时候兴建的，到昭帝的前期还在使用，所以说那场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就很有可能是在这里举行的，这个会议讨论的议题也很多，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议题都有，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讨论内容就是盐铁，关于盐铁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在会上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老乡在这里耕地把废墟里的瓦片都耕出来了，这是汉代的，这纹饰还比较清楚，绳纹，像绳子在上压上的纹一样叫绳纹。
在这些俯拾可得的砖瓦间，两千多年前的那场会议和那段历史似乎依然清晰。
盐铁会议五个月后，朝廷颁布一条决定废除酒专卖和关内铁管，根据《盐铁论》的记载，这个决定是包括桑弘羊在内的大臣提出，霍光代表昭帝奏可的。霍光在这件事上充分尊重了大臣的意见，但是这件事仍然埋下了桑弘羊与霍光决裂的隐患，在桑弘羊看来举贤良、文学以及召开盐铁会议本身已经反映了霍光的态度。
桑弘羊是一个极聪明且自信的人，尤其是武帝中后期他曾拯救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但是武帝晚年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武帝一起转弯，他始终坚信积极有为的方针是正确的，霍光执政后所采取的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令他难以接受。除桑弘羊外另一位辅政大臣上官桀及燕王刘旦等人也对霍光深为不满，很快这些对霍光不满的人便勾结在一起，他们要除掉霍光，他们暗中窥伺，等待着时机。
这天霍光出宫休沐，一封号称是燕王旦的上书乘机进入皇宫递交到昭帝手中，这封上书举报霍光出京检阅羽林郎，擅自调增幕府校尉，专权自恣，可能要篡夺皇位，要皇帝马上调燕王旦进京保护。然而上官桀、桑弘羊他们显然过于低估昭帝的智商，十四岁的昭帝立刻就识破这封信是伪造的。上官桀等人见馋毁霍光不成，于是策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设伏杀了他，废昭帝。
元凤元年（公元前80）九月阴谋泄露，长公主、刘旦自杀，其余参与谋反者全部被灭族。一场颠覆政权的危机安然度过，霍光得到了汉昭帝的全面信任，朝中再无可与之抗衡的势力，史称威震海内。这段历史让后代历史学家对霍光的评价众说纷纭。
元凤四年（公元前77）正月丁亥日，十八岁的昭帝在未央宫加元服，即举行成人仪式--冠礼。虽然一般而言，年幼的皇帝成人后便可亲政，但昭帝依然将政事委任于霍光，霍光继续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宽松国家权力对民间的控制，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然而三年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四月，年仅二十一岁的昭帝猝然病逝，这位八岁登基执，政仅十三年的年少天子，在霍光的辅佐下继承了汉武帝末年的富民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扭转了汉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社会稳定发展，为昭宣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霍光也不辱使命，内外措施得当，成效显著。昭帝和霍光的关系被《汉书》赞为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宋艳萍：霍光是以周公来自居的，他确实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像周公一样辅佐汉昭帝的，在他辅政期间，整个昭帝的政治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过这些政绩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昭帝无子，他的猝然离世令霍光和大臣们措手不及，霍光和大臣商议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事实证明这仍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刘贺当了皇帝后，不仅生活奢靡而且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领导班子，霍光与几位重臣密谋后上奏皇太后废黜刘贺，昌邑王在位仅27天，选择新的皇帝再次提上日程。
由于武帝子孙凋零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这时流落民间，身为庶人的刘据之孙刘病已进入了霍光的视野。刘据因巫蛊事件兵败自杀，妻妾、子女均被杀，当时刘病已刚刚出生几个月被收系狱中，廷尉监丙吉掖庭令张贺等人可怜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养他，历经磨难活了下来。昭帝时承认了他的皇室血统身份。
公元前74年七月庚申，这位命运多舛（chuan）的少主被迎入未央宫，当日便举行了登基典礼是为宣帝。然而此时的汉宣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在霍光面前他显得唯唯诺诺，史载宣帝即位拜谒高庙时，霍光随从骖乘，宣帝感觉若有芒刺在背。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晋文：霍光为了专权，废除了昌邑王，立了汉宣帝，之所以立汉宣帝，是因为汉宣帝他的势力比较孤单，没有盘根错节的亲戚支持他，也没有党羽支持他，但是汉宣帝他知道，自己的政治命运完全掌握在霍光手里，霍光既然可以立他也就可以废他。”）
汉宣帝入朝后的第二年正月，霍光表示要归政皇上，宣帝谦让表示一切仍需委任大将军，结果一切如昭帝时一样，凡事先向霍光汇报，然后再向汉宣帝上奏。此时霍光已权倾朝野，他虽然对汉室忠心耿耿，但是权力欲和控制欲很强，他一方面牢牢控制朝政，另一方面大肆封赏提拔自己的亲属，史称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
在牢牢把持朝政二十年后，公元前68年三月霍光病逝。这位三朝元老不负汉武帝的临终嘱托，在内政外交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措施，使国家平稳过渡稳定发展，霍光死后，汉宣帝以堪比帝王的葬仪将他安葬在茂陵，常伴于汉武帝身边。
王志杰终于完成了霍光这一章节，这意味着《汉武王朝人物志》历时十余年最终编写完成，这期间他几次登上霍去病墓眺望远处霍光墓，每次他脑海中浮现的霍光形象似乎都不相同，书稿完成的当天，当他又一次远远眺望时，远方的那个封土此刻异常清晰。
霍光死后，汉宣帝宣布亲政，此时的汉宣帝再也不是唯唯诺诺，他开始真正实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逐步削弱霍家人的权势，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这让霍家人坐立不安，情急之下霍家人决定铤而走险，密谋毒死汉宣帝，然而此时汉宣帝早已羽翼丰满。
公元前66年，宣帝以谋反罪将霍氏一族灭族。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宋艳萍：霍光呢，他是完全以周公来自居的，在他辅政期间，他逐渐排除了上官桀等其他的一些辅政大臣，大权独揽。而且他还把自己的整个家族带入上层，把持政权，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一个权臣甚至一个家族，他如果控制政权太久，而且甚至到了操控皇帝废立的地步，他的覆灭是必然的。”）
霍氏家族虽被清算，而汉武帝轮台诏定下的基调由霍光所执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被汉宣帝延续并发扬光大。在其二十五年的统治中，政治清明、重视教化，汉王朝再一次呈现出勃勃的生机。
段清波，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长期从事陕西境内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几年前他参与的一次考古普探工作，揭开了汉宣帝杜陵保护区全面发掘的序幕。
（陕西省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 文物保管员 张挺：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帝陵东门的东边发现了六十多座陪葬坑，原来我们只知道有五座陪葬坑。”众多陪葬墓的发现让汉宣帝成为继汉高祖刘邦之后陪葬墓最多的汉代帝王，这也让研究汉宣帝多年的段清波教授重新审视汉宣帝统治下的这段历史。
（西北大学 教授 段清波：在我们右前方这个高大的封土下，埋葬的是西汉的第十个皇帝汉宣帝，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称之为杜陵，这个陵园里面除了埋葬着皇帝和皇后之外，还有大量的一些大臣们的陪葬墓一共是107座。在整个西汉这些皇帝里边，汉宣帝是唯一一个从小坐过监狱，从小在民间生活的皇帝，所以他一当了皇帝之后他深知国家的现状，深知民间所有的疾苦，他也知道社会存在的什么问题，国家当下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他采取了第一项措施就是对受巫蛊之祸的那些冤假错案进行全部地平反。”）
亲政后不久，汉宣帝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他还听从大臣的建议，一改自武帝以来严刑峻法的作法，提倡省法制、宽刑罚。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汉宣帝下诏，置廷尉平四人，随后又公布了一系列减免刑罚的措施。为了鼓励孝道，宣帝下诏，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这对后世产生了深渊影响。
宣帝还下诏斥责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瞒下，为了方便百姓避讳，汉宣帝甚至将自己的名字由病已改为询，并赦免之前触讳治罪的人，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在奉行为政宽简的同时，汉宣帝延续了昭帝时期轻徭薄赋、劝民农桑的政策，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此后又先后三次减免徭役赋税。
在汉宣帝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汉朝立国以来最低，为防止谷贱伤民，汉宣帝专门设立了常平仓，谷价低时加价买入，饥荒时原价售出，这种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的举措使得百姓得利，国家安定。在汉宣帝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鼓励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西北大学 教授 段清波：我们有一个数据从武帝时期，每石粮食50钱，到了这个时期每石粮食只有5钱，而且社会人口的数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汉宣帝也深知一套好的措施，好的制度也需要一些大量的循吏去帮助他实施，帮助他执行。”）
所谓循吏就是诗人所说的清廉而又有能力的地方主官，《汉书.循吏传》共收了六个人的传，其中五人出现在宣帝时期。汉宣帝认为，治政的关键在于吏治，吏治的关键在于地方官，每当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诸侯王相等地方官时，宣帝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执政方略，然后综核名实，治政确有成效的就颁诏书加以勉励、赏赐。每逢年初郡国上计，宣帝都亲自询问地方官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对频繁调换郡太守，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有安定感才会服从管理。
但宣帝并非一味实行仁教，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在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时，也在三辅等官僚、豪强势力盘踞的地区重用以任刑罚出名的能吏，赵广汉是汉宣帝时的能吏之一，担任颍（ying）川太守期间，针对当地大姓宗族肆意横行、朋党为奸的现状用计谋对他们进行离间，鼓励检举揭发，上任几个月就诛杀首恶郡中震栗。
担任京兆尹时，赵广汉成为第一个敢向霍光家族开刀的人，当时霍光刚死不久，霍家仍然权倾朝野，赵广汉查到霍家非法酿酒、屠宰，亲自带人闯入霍光儿子的宅第搜查，砸烂酿酒酒具，砍坏了门户，霍光的女儿当时是皇后，向宣帝哭诉，宣帝心里支持赵广汉，但顾及皇后的面子只得下诏责备赵广汉。
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也都是汉宣帝时的能吏，他们严厉打击豪强势力、贪官污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宣帝晚年，曾与后来的元帝当时的太子刘奭（shi）闲聊，刘奭批评宣帝持刑太深，认为宜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感慨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 张小峰：汉宣帝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刘奭，这个人应该讲是纯任德教，就是特别注重儒家，汉宣帝就给他讲，汉家自有制度以来，本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说汉宣帝既会用儒家思想也会用法家思想，还对其他有用的思想都会全部采纳，不会纯粹依靠儒家思想来治理天下，应该讲这种治国理念是非常地高明的，它不仅维系了汉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它为后来历代帝王所沿用，对后世的启示就是任何的国家统治，既要利用仁政来得天下，又要用法律来维护他的统治。”）
公元前49年年底，宣帝病逝于未央宫，结束了二十五年的统治，汉宣帝被后代追尊为中宗，中兴之王谓之中宗。汉宣帝对内轻徭薄赋、整饬吏治，对外安定边疆，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众多功绩使得他与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并列，成为西汉正式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汉宣帝和他的前任汉昭帝共执政三十八年，践行武帝后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政治清明，呈现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和谐繁荣景象，后代历史学家称之为昭宣中兴。
从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到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再到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从积极有为到休养生息，汉帝国的统治者们艰难地抉择着历史的方向。大汉帝国在辉煌与危机转圜之际的这一次平稳过渡，注定在时空长河中留下悠远的记忆。昭宣时代为历史勾勒出一个强悍王朝的温和背影。
托古改制
西汉末年，爆发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持续不断的争论，汉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利于学官的博士文有异，自秦焚书之余残缺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于学官，但未能实现。公元前22年，二十四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和刘歆相识，这两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们开始发掘不得立于官学的经学文本及古文经学，倡立古文经博士。公元9年一月十五日，王莽以禅让的方式夺得刘家的天下，改国号为新，王莽锐意复古，深受儒学熏陶的他依据《周礼》来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王莽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开始推崇古文经，因此他为《左氏春秋》、《毛诗》、《仪礼》、《古文尚书》、《周官》经皆立了博士。古文经学在新朝时盛极一时，但是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的摆在他的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立志改革，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托古改制在新朝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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