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叫了他37年“爷爷”。
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就是那样瘦高，典型的朴实农民的脸，常带着微笑，右手时常拿个烟斗，常常会长久地用力清个嗓子吐一口痰。那声音此刻就清晰地回响在耳旁。
我妈说，我小时候是在爷爷和婆婆的看护之下长大的。临近中午他们从田里劳作归来歇荫，我妈就把我寄交给他们，然后去田里做事。因此，我的幼年很少像其他孩子一样被父母丢在田边日晒风吹。当然，被他们看护不仅可以免去日晒风吹蚊子咬，我还能在正常的时间吃上可口的饭菜——我爸经常出门做工，我妈在刚分到责任田的年月，一个人劳动任务大，哪能有规律地按点做饭呢。
这些事情我当然是记不得了，只能由我妈一点一点讲给我听。关于爷爷的最早的印象，大概是我四五岁的时候了。多数时候，我好像都在爷爷家的火垅屋里玩。我坐在火垅边，看柴火正旺，铁钩上挂着的鼎锅里白米饭冒出香气。爷爷将叶子烟卷成筒状，放在烟斗里，然后将长长的烟管伸出去，放在火红的木炭上点燃，然后一口一口吸着，阵阵烟雾缭绕，爷爷似乎是很陶醉的样子。我在火垅边的水缸底沿发现了几只蚂蚁，赶紧将爷爷为我捕获的蜻蜓尸体拿来喂蚂蚁，爷爷就教给我那古老的歌谣：“大官不来小官来，黄色蚂蚁把轿抬。”等我兴匆匆地看蚂蚁把蜻蜓的尾巴运走，婆婆已经把饭做好了。我当然是极其自觉地爬上了饭桌，早已忘记了我妈叫我不要在爷爷家蹭饭吃的叮嘱。爷爷有时趁我吃得高兴，忽然来一句：“发哥又在窗户里嘶（方言，意思为偷偷地看）啊！”我赶紧警觉地望向窗子，没有看见我爸的身影，爷爷就爽朗地笑起来。
我小时候的很多玩具和游戏都是爷爷做的或者教的。比如把一只很大的绿色甲壳虫（俗称“金刚”）捉来，用一根白线系住它的一条腿，然后看它振翅欲飞发出飞机般的轰隆声；爷爷有时会捉来一只长形的彩色“打角佬”（一种昆虫），他教我们把它翻过身来“仰卧”，然后看它胸腹部一挺一挺向上弹出一二十公分，然后就翻过身来。爷爷还教我们做竹笛和捕网。他砍竹子的时候，会顺便为我们砍一节竹子，将一端削光滑，破一个口，衔在嘴里吹得呜呜作响。他也会砍一根长竹，然后削一点篾片围成一个圆圈绑在长竹上，接着告诉我们举着竿子在屋檐下、房梁下、猪栏屋的楼板上去粘蛛丝网，最后举着粘满了蛛丝的竿子在稻场里粘蜻蜓。稻场外的田坎边有一棵大树，爷爷也曾为我们系上一根棕钩绳，我们就在那绳子上荡秋千。后来，爷爷还给哥哥和弟弟用木头削陀螺，做铁环。他们那一辈人似乎有数不尽的智慧去为我们创造简单的欢乐。
能带给我们欢乐的不只有爷爷做的玩具，还有他带的美食。小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像现在的孩子一样拥有众多零食，但我们生活在山里呀，大山就是我们的水果店、零食仓库，爷爷就是那个经常为我们购买美食的人。门前屋后那一棵棵杏子树、桃子树、樱桃树、李子树、枇杷树、枣子树，都是爷爷年轻时亲手栽种的。每到某种果实成熟的季节，爷爷就会给我们用竹篮子装满了提来吃。记得一二年级时放学回家，爷爷说老屋门口的麦田中的樱桃树结得蛮好，递给我一个大瓷缸让我去摘。我爬到那棵树上，美滋滋地吃完一顿后又摘满一缸子抱回家，爷爷就乐呵呵的看着我。初夏来临，爷爷早上去寻猪草，回来时常常会给我们一个用桐子树叶子裹的包。那里面常常是红通通的刺果儿、树莓。到秋天时，爷爷捡回的板栗自然会有我们的一份，他偶尔还能摸出一个“八月炸”（一种类似香蕉的野果）来，让我们去品尝那淡淡的清甜的味道。
夏天的夜晚，繁星当空，我们两家人坐在稻场里乘凉，爷爷拿一把蒲扇慢慢地摇，跟爸妈讲着一些田间地头的收成或者耕种的计划，有时候也给我们讲当年这个小村庄过日本兵的惊悚往事。我听得害怕，只见爷爷抽的叶子烟在黑暗中发出忽明忽暗的红光。有时候爸妈从田里收工晚，深夜还在吃饭或者喂猪，爷爷就肩上搭着汗巾、手里拿着烟斗走到我们屋里来和爸爸聊聊。有一年夏天，我们家门槛外居然有一条蛇，爷爷走到门槛边不幸被咬了，自此腿肿痛了很长时间。冬天的晚上，爷爷当然也会来到我们屋里，围坐在火垅边烤火、谈天。即使屋挨屋，距离如此近，我妈照例是要叫我给爷爷倒上一杯茶。有时候爸爸干脆将砂罐洗净，重新煨一罐茶，慢慢地喝，慢慢地聊。他们说着高处林子里来了野猪，屋旁的木梓树上有一群斑鸠。说着焦家的田地黄家的山林，潘家的老人王家的孩子。于是很小的时候，我对方圆几十里的农户姓甚名谁了解得一清二楚，也对我们家各方亲戚长辈的关系熟知于心。那时的我之所以比现在的孩子们更能弄清亲戚关系，都缘于经常听爷爷在火垅边讲述乡邻乡事。
爷爷是个勤劳能干的人。我能想起他的更多的影像，都是他在劳动的情形。夏天的早晨我在稻场里石磙架子吱吖的声音中醒来，只看见爷爷左手牵着牛绳，右手拿着粪瓢和鞭子，在稻场里一圈又一圈走着，不时喝斥一声牛，那雨后初晴的土稻场便被石磙碾得平整光滑许多。有时，我看见他挑着一担牛草从屋后归来，那担子两头绿油油的芭芒草一颤一颤，把整个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的爷爷衬托得特别细瘦。有时，他又背着一背篓包谷从屋后的坡地上下来，那背篓上面还搁了一个圈，包谷一层一层竖插堆放到顶尖。我一直疑心那么重的一大背篓会把爷爷压垮，但爷爷边走边有一声接一声的轻哼号子，当包谷散倒在地上的“轰”的一声响，我便特别佩服爷爷的力气大了。他牵了牛去溪边饮水，他背着农药箱去喷洒辣椒，他把锄头甩在肩后走向地头，他把犁扛在肩上满身是泥走回家，他背着一大背篓苕藤子，他扛着一根又一根木柴，他在稻场里晒烟叶，搓麻绳，他在阶檐下磨刀、锉锯子……我似乎看到的全是他在忙碌的情形，只有夏天的中午，他才会在午后的蝉鸣中打会瞌睡。他种过的地里很少见到杂草，他经常走的路都被刨得平平整整，他种的庄稼长势喜人，他养的牛膘肥体壮。爷爷就是种地经验丰富、喂牲口耐心细致、做力气活不怕苦累的劳动好手。
后来，爸爸走了，我们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爷爷也流泪，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安慰我们，叫我妈要坚强起来。一些农活他指导着我妈去做，比如怎样耕田，比如什么时节该种什么。当继父来到我们家后，吵架打架的日子不可胜数。爷爷便成了调解人。他常常心平气和地和继父讲道理，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一些具体的事，比如告诉他坡田要怎么耕，羊子要怎么喂，水稻该怎么管理。这一阵之后，又对我妈好言相劝。有时妈抑止不住悲伤哭泣，爷爷又声调一高：“你光哭有什么用！丙个娃子还要你来弄了吃的。”在这半是批评半是劝慰中，吵架的两人渐渐平和。
后来我去上初中，又读师范，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回去总还是要去爷爷屋里坐坐。那时大概是由于父母吵架经常鸡飞狗跳的，他到我们家来聊天的时候少了许多。哪有心情聊呢？自从婆婆去世，幺叔幺幺又外出打工，弟弟也上学，爷爷几乎成了独居老人。他自己做饭、洗衣服，喂一头猪，种几亩田。我每次回去，他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灶台上白白净净，比我们家干净多了。我于是常常佩服他的能干，又暗暗心疼他的孤独。
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娃，那几年的时光飞快，我回家的次数更少了，见到爷爷的时候自然更少。我回去偶尔给他带点零食，要是爸妈做了好吃的饭菜就把他邀过来一起吃饭，或者为了避免爸爸常有的牢骚，我就把妈擀的饺子或者蒸的麦面粑粑给爷爷端一碗过去。爷爷那时已经减省了很多农活，他有了很多看电视的时间。有时，我坐在爷爷昏暗的火屋里，烤着炉子，看他用钢精锅焖肉，我们说着一些不太多的话，多半是我在汇报近况，他偶尔插话问一句两句。我渐渐感出了他的苍老，也体会到了他的孤独，但是我却无能为力。爸妈的争吵永不止休，爷爷也难再有调解的权威，更不再有当年每晚必串门聊天的好心情。很多次我要离家回城，爷爷总会给我捎带一点东西，比如晒干的香椿，积攒没舍得吃的鸡蛋，他亲自晒的洋芋片儿，一包板栗，有时是从田里刚扯回来的一把青菜、几条黄瓜……我要是说我妈都准备了我不需要，他就眉头一皱火气上来了，提高声调说：“这哪么不要，带回去吃！”我只好乖乖地装在包里，不负他老人家的一片心意。
近几年，为了能够方便幺幺们照顾，爷爷搬家了，搬离了他生活了七十多年的山村，来到距离城郊四五公里的地方居住。幺叔依然在外打工，他还是一个人住，一个人种着一点菜园。不过，幺幺们经常可以去看他，爷爷的精神爽朗多了。虽然，他的头发白了那么多，但他每次都把自己收拾得特别整齐，他依然是一个瘦高的干净的老人。这些年我忙于自己的工作，带娃照顾老人，操心小家庭的琐事，我见到爷爷的时候很少了，一般就是在亲戚聚会的时候碰面。他照样关心我们，要简单问问我们的工作，问问我们的娃，他看着几个娃娃在面前飞来飞去淘气疯赶的样子，就慈爱地笑。我们在他的稻场里打牌聊天的时候，他一个人守在炉子边为我们烤红苕，然后一个一个拿出来送到我们手上，就像小时候他给我们拿板栗、烧洋芋一样。我们在我们的圈子里喝酒吃饭聊天打牌玩手机看电视，他在一边寂然地陪我们坐着，有时也打瞌睡。
我们为自己的事奔波忙碌，与他渐行渐远。他在慢慢变老，我们好像未曾敏锐地察觉。我心里总觉得他会一直都在，任何时候家庭聚会，只要看到他，再喊一声“爷爷”，便会觉得心安。因为他是我们家族的大树，最德高望重的天牌。然而病魔还是残酷无情地走向了他，带走了他……
他其实是我的幺爷爷，我爷爷的弟弟，但他真是我的爷爷，他让我感受了38年做孙女的温暖。
从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我可以喊他“爷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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