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挎包败给了火车票
局长总是带着一个黄挎包,局长从做普通干警时就习惯于在肩头挎一只黄绿色的帆布挎包,当办公室主任时也这么挎,当副局长时也这么挎,直到当上了局长,还是这么挎。黄挎包缘起于特定年代,所以有了特定象征,有象征就意味着一种确定性,局长也想让这种确定性佑护到终,未曾想遇到了一张火车票。
局里有一个李警察,李警察要经常出差,出差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出差前会不会遗忘火车票是不确定的,火车票会不会遗忘在办公室也是不确定的,遗忘在办公室会不会碰上已在内部惯窃的水工还是不确定的。
局里还有一个水工,水工会不会偷窃是不确定,偷窃的水工敢不敢在局内部偷窃是不确定,水工偏偏就在局内部无规律的习惯偷窃。局长的黄挎包在明处,李警察出差也是在明处,只有惯窃的水工在暗处。
局长的黄挎包似乎确定成了一条直线,李警察身上的种种不确定是一条扭来扭去的曲线,李警察的曲线先是交上了局里水工暗中惯窃的直线,最后又不得不交撞上了黄挎包里确定的直线,让黄挎包的直线戛然而止。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哲学,这就是生活哲学。不能不说,陈忠实的《猫和鼠,也缠绵》就是一篇哲学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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