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受苦受难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实际的幸福往往显得卑劣。稳定当然不如动荡来得热闹。知足常乐绝不如与不幸做努力抗争那么有魅力，也没有抗拒诱惑，或抗拒被激情和怀疑毁灭那么引人入胜。幸福绝不是宏伟壮观的。
阿尔法完全可以融入社会，但唯一的条件是你要让他们干阿尔法干的工作。只有埃普西隆才可能做出埃普西隆式的牺牲，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认为这是牺牲，这是最便当的方法。他们的条件设置为他们铺下了生存的道路，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命中注定如此。即使换瓶以后，他们还是在瓶子里——一个看不见的瓶子，瓶子里满是对婴儿和胚胎时期的固恋。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总管边沉思边说，“都生活在瓶子里。如果我们碰巧是个阿尔法，我们的瓶子相对来说就非常大。如果我们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就会感到非常痛苦。
“但是我不喜欢舒服。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
“实际上，”穆斯塔法·蒙德说，“你在争取苦难的权利。”
“那好吧，”野蛮人挑衅地说，“就算我是在争取苦难的权利。”
“不用说还有衰老、丑陋和性无能的权利，要求生梅毒、得癌症的权利，食物匮乏的权利，令人讨厌的权利，为明天担惊受怕的权利，感染伤寒的权利，遭受种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折磨的权利。”他们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之中。
“我要求这一切。”野蛮人最后说。
穆斯塔法·蒙德耸耸肩，“随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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