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一直在更新，追求幸福的脚步也从未停歇。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创始者托马斯·摩尔提出“乌托邦”的概念之后，西方社会对未来能实现乌托邦之国有着无尽的向往，但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对“乌托邦”是否能带来幸福的疑问渐渐动摇。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用他大脑里构建的几个世纪后乌托邦社会的想象，强有力地抨击黑暗现实，在他笔下这个虚构的福特纪元即公元2532年里描摹了一幅未来新世界的图景，在这个黑暗世界里，充斥着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种姓制度，人们对高科技极致地依赖，而忽略了幸福的差异化追求，从而麻醉般地认为这个美丽新世界就是幸福的终极。在乌托邦世界里，人们在各种权力机制的控制下，人的个性被“统一化”，渐渐丧失了作为人本性的主观个性，从而也不具备优秀的、有深度的思想。
事实上，在这个所谓的“美丽新世界”里，社会等级固化森严，隐藏在幸福假象背后的是帝国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毒内核，此内核所能产生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像流水般地被生产，永远相信政治的正确并且统一，形如“丧尸”。
因此，赫胥黎是用他描写的“美丽”隐喻这不是一个幸福的世界，所以这部小说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21世纪现代社会的人们要思考和研究的正是我们是否正在步向赫胥黎所认定将会实现的乌托邦未来？我们是否应该反思现代社会的现状以及正在步入的轨道？
美丽的乌托邦所展现的“极乐”世界
1.1新的种姓制度：以科技等级为根源的人类阶层
在赫胥黎笔下的乌托邦里，人们的出生是注定被划分创造的，即从出生开始，就自动被分为了五个等级：α、β、γ、δ 和 ε。然而不同于现实的是，在乌托邦里，每个阶层的人都不会因为阶级的不同而感到不幸福，也不会因为阶级而引发战争，安稳的根源是他们早就如机器一般被生物科学家设定好的生活习性，习惯是最可怕的精神大麻，麻醉了他们对阶层的感知，满足于社会既有的任何秩序，日复一日。
这代表的正是人类地球进入科技时代后，人们对科技滥用所造成的后果感到莫名的恐惧。科技如果被适度使用则是一把利器，但如果使用不得当，几乎可以毁灭世界。在新世界里可见科技已占据过度和畸形的地位，凌驾了生物的自然规律，甚至成为了阶层的依托。如罗素所言：“科学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人口控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便是操控人们的意识形态。”
未来种姓制度带来的政治洗脑社会，使人变得冷漠和愚蠢却听话，这正是最高统治者们所希望拥有的未来。本世纪已诞生了许多电影或者动画片隐喻了这一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国产电影《大护法》就描述了相似的乌托邦：花生镇的人从出生就分了三六九等，统一的外表、统一的言语、统一的思想，仿佛一棵树上个头相等的果实，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差别。
人们一旦过度依赖科技，就会陷入被科技掌控的局面，沦为科技的玩物，而科技成为了统治者维护自身地位的化学武器，给社会消除不快、差异、战争、社会问题的核心工具，因此才得以造就了一片死海般宁静的极乐之土，为统治者所驱使。赫胥黎营造的是一个没有硝烟、没有仇恨、没有不平等的和平社会，却全面体现了反乌托邦思想中对高度专制的抨击。
1.2生产出来的“自由”世界
新世界让人类不再由父母而生，消灭了家庭矛盾的同时也剥夺了拥有家庭情感的权利，剥夺了自我繁衍的快乐，所有的生命皆由孵育中心仿佛流水线般生产，简单到只是科技和设置的问题。莫斯·佩克汉姆说：“形成秩序的力量是一种陷入污泥中的力量。”[1]为了构建一种封闭的社会秩序，他们创造了生命生产机制，顺应社会需要，为的是从根源上控制人类。生命不再可贵，只是一批批的货物。人类也不再本能地向往拥有跟伴侣的后代，爱情的结晶。
被设定好的生命生产过程，还可以进行更多的设置，包括让这些生命执行和接受统治者制定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终其一生的幸福感受，只要跳脱不出来就无法觉醒，就会对被设定好的世界感到无比舒适，没有痛苦即为无限自由。
说到底，这是统治者的狂欢，是统治者最想要的自由世界——任由他们掌控，从前人类最怕人心反叛，而现在最可怕的人心也被捏在了他们的手掌心。他们来去自由，不受约束。正如书中的统治者所说的：“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要什么有什么。得不到的东西他们也绝不会要。他们富裕，他们安全，他们从不生病，也不怕死。他们快快活活，不知道激情和衰老；没什么爸爸妈妈给他们添麻烦，也没有妻室儿女和情人叫他们产生激情；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不得不按照设置的条件走，万一出了事还有唆麻。”这是一个欲望实现无障碍自由的社会，却也是反乌托邦思想中尖锐指出的人类终将失去选择权的零人权乌托邦。
1.3个性缺失：没有矛盾的“和谐”世界
在种姓制度和批量孵育的社会，假设是现实中的人性，不论社会如何运转，每个朝代都会产生不同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差异。于是乌托邦需要的是让人类失去思辩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永远站在已经设定好的标准答案这一边。
那么如何才能让平民在思考之前就拥有标准的意识形态呢？他们使用催眠教育和巴普洛夫条件法，定制了一套“标准化人生”，让所有的初生婴儿，在熟睡时让各个阶层定制的录音重复无数次，慢慢渗透成为这个阶层里的每个人一模一样的潜意识。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爱情观就如编程般地被设定好了。例如，β种姓的小孩在睡梦中被灌输着：“α小孩穿灰服。他们比我们卖力很多，因为他们非常聪明。我是个β小孩，我高兴极了，因为我不用那么卖力工作。我们比γ小孩和δ小孩强多了，γ小孩很笨，他们都穿绿服，而δ小孩穿卡其服。噢不行，我不要跟δ小孩玩。ε更差劲，他们笨得不会。”他们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之后，一辈子都会认为自己生活在β种姓里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浑然不知所有的观念输入都是人为的操控。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选择之选，毕竟，只有在有选项的时候，才会迸发痛苦和愤怒，例如β种姓的人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为α种姓的人，并且会过的比现在更好，那么随之而来的，依然是现实社会曾经出现过无数次的阶级斗争。
绝对的服从造就了绝对的和谐，这样的乌托邦世界，有如尤金·扎米亚京在《我们》一书中描述的国度：在集中统一的“联众国”，每个民众都失去个性，没有姓名只有编号，他们的社会行为、穿着、习惯，甚至交配都是统一的，只要愿意教授统治者和警察的监控，他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没有名利之争或者痛苦。每个人都沉浸在联众国的世界里，认为这才是幸福生活，对过去的人类即现在的我们表示怜悯和不认可。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反乌托邦小说，皆抨击了和谐现象背后的本质其实是伪造的幸福，人类失去的是精神世界的主权，也是作者预见世界进入乌托邦的潜在可能性。
2.“乌托邦”塑造的幸福理论存在的悖论
2.1极权主义下的幸福悖论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这样定义了“极权”这一概念：“极权即是极度的权利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从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统治方式和政治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原则就是摧毁多样文明，建立单一的（极权政治所需要的）文明。”[2]极权主义社会的统治者，要建立的是能够控制所有人的思想、言论、行为、宗旨甚至信仰的社会，从而实现一个完美理想社会，形成对旧社会的迭代。
新世界的约翰一个是从保留区进入到新世界的角色，他与新世界人们的思想不太一样。他熟读莎士比亚，认为“有苦难才是人生”，可最终遭受了群体的暴力。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可笑的野蛮人，明明这个世界就不用工作、没有尔虞我诈、有毒品抽、有女人上，居然有人想着耕地打猎？
最后，整本小说在约翰的自杀中结束。那些信奉极权主义社会下营造出来的自由的“幸福”人群，肆无忌惮地抹灭了真正的人性，人类最终失去的是最可贵的人性，获得了假象的幸福生活。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提出的“单向度理论”中，提出了当代工业社会由于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巨大财富，同时也成功地压制了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在这样的极权主义社会、极权统治下，甚至让人们失去了对社会的否定、批判、超越现实的能力，沦陷为一个“单向度的人”。[3]这与乌托邦社会中，高度舒适的生活让那些本可能举起革命的人陶醉和忘却，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被同化，总而使得种姓制度社会达到了高度而完美的统一。不仅是新世界，人类历史对极权的革命从未停歇，乌托邦很难实现的多元和民主，由极权统治来抹去民主带来的杂音，直接决定民众不能拥有批判和反对的权利，这样的社会并不象征着美好，所以反乌托邦思想站在了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提出了要极力反对极权和专制凌驾人类社会。
2.2娱乐至死的“消费乌托邦”
看似每个人都实现了财富自由、人身自由、毒品自由和性解放，但解开这层自由的面纱，仅剩的只有动物般的生活，因为在精神世界匮乏的无尽空虚中，不需考虑任何责任和上进，只能通过不停地抽大麻、玩乐、性刺激、感官电影等声色之娱来解决生活的无聊，苟且却毫不觉一丝痛苦。
美国著名的3S理论：Sex,Sports,Star.（性，运动，明星。）这是控制民众最有效的办法。让每个人都在为了排解空虚的及时行乐中慢性自杀，最终走向“娱乐至死”的结局。当快乐成了固定的模式，人类就变成了一片死水。
由此来看，新世界十分提倡纵欲，例如在幼童时期就开始把性行为作为游戏的某种方式进行灌输和教育。这样的社会也被称为“消费乌托邦”，未来由于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出现了资源过剩、产品过剩、信息过剩等资源过剩的客观问题，于是统治者为了维持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关系只能过度提倡消费，人的欲望无穷无尽，乌托邦则不断地刺激和扩大这种欲望，来使得一个高消费的社会正常运转。在此基础上高消费社会的经济状况更加决定要为了适应高度的消费生产更多的人类。在《娱乐至死》这本小说前言提到：“……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4]
人们在消费和娱乐的一生中，却认为这是自我选择和自我意志的结果。整个社会弥漫着欲望的酸臭味，却没有其中任何一个人闻得到，再一次印证了所谓的被“幸福”与真正幸福之间的矛盾。因此，反乌托邦也正是在反对那些虚无的满足，反对只有享乐而没有痛苦的世界，犹如一个精神傀儡一般，存在而非活着，人生不再具有真实的意义。
2.3以高科技为社会依托的幸福悖论
在“科技乌托邦”中，人们依靠高科技冲破了神与宗教，宗教不再是新世界人们的信仰，统治者希望的是他们自己亲自成为这个国家人民的信仰。新世界的人们过度依赖科技力量，表面上是可以实现生产人类的技术，睡眠教育技术，条件反射技术，但实质上却是一个科技发展停滞不前的社会。即便人类已经从旧社会繁重艰辛的劳动、情感痛苦、生老病死的忧愁和物质匮乏中解脱了出来，但是统治者却把高科技实现的成果——毒品自由和性爱自由当做信仰，替代了旧社会的宗教信仰。
早期的反乌托邦小说已呈现出反科技主义色彩，E.M.福斯特《机器停转》预言了未来世界的图景：人类表面上是主动进入乌托邦，但这种生活是受到科学技术的制约的。人们终将被圈养，面对主导着自己的科技系统。人类已经无法辨析应该使用或者摒弃哪些技术，人们找不到科技进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交互关系的边界。放弃科技确实意味着死亡。
如果科技的齿轮还要在往前迈步，则会打破新世界的人们对于幸福的现状，这是他们坚固的信仰，以只有眼前的科技可以作为依托，于是禁止了真正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被这个披着“新宗教”外衣的科技核心牢牢栓住。因此，由高科技创造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被高科技禁锢的社会，不会再有任何向前的发展，人类不知不觉走入了幸福的死胡同。透过小说可见赫胥黎发出了对科技道德伦理的呼唤，对科技发展的忧患意识，更是反对乌托邦世界中画地为牢般地把科技力量当做信仰，固步自封的世界。
2.4群体同化的幸福悖论
这部小说的创作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社会开始呈现物质化的倾向，人受到物质的影响极大，精神上出现较高程度的消沉压抑、孤独空虚，内心充满悲观思想和焦虑情绪，人跟人之间也出现冷漠，渐行渐远。倘若整个社会都一直保持这种恶性循环，则很容易走入一种群体的错误同化，即人与人之间的无差别，尤其呈现在群体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上。
在新世界中，所有出现的良性异化力量最终都会走向湮灭。这个社会由无数人构成，每个人都已然是被洗脑的同化人类。然而，即便是由科技生产的流水生命，也保不齐会出现哪个工序出现了些许差错导致出现异苗。例如伯纳就是在出生时，血液中被不慎掺入了酒精，导致他不仅比一般的α小孩矮小，而且个性迥异复杂，行为怪异，即便他在这个已经被同化了的世界里，呈现出了局外人般的异化可能，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渴望被社会接受和认可，潜意识依然受到这个社会的种种制约，从这一点看，他依然是希望自己成为这片同化人群的一分子，与人无异。然而出错的生产工序还是决定了他只能被放逐的命运。正如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说:“绝对的统治并不容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创造力，不容许任何一种无法完全预见的活动。”[5]极权统治社会必然抹灭所有存在的异力，因为任何冒出头的异化力量很有可能就是推翻他们统治的新的启蒙力，而这种启蒙力一旦发展，是他们无法预见的结果。不给予少数人迈开探寻真相脚步的机会，只愿意套上这双脚的枷锁，永远自封于现状。《美丽新世界》所反照的反乌托邦思想，亦含有对理想社会应该拥有的是尊重异化力量和多元化，而非一个任何另类都要扼杀的牢笼。
3. 现代社会对未来灾难与悲剧的前瞻
3.1智能时代对信息过剩的警惕
科技迅猛变革必然带来信息过剩，人类已步入智能时代，应该正确利用世界带给我们的信息，如何在过剩的信息中汲取真正对人类有意义的部分。《黑客帝国》的塞弗，选择了背叛现实世界，去往虚拟世界中享受无尽的快乐，不愿再回到现实。他认为追逐娱乐带来的快乐，比承受现实世界的痛苦要好。现实世界中也有很多人走入歧途，沉迷游戏，即虚拟世界，无法正确面对真实的世界。科技一旦被滥用，就很有可能剥夺掉人们的天性，如果选择了沉迷在虚拟的快乐，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精神世界无尽的空虚，充满消遣的生活必然带来严肃的学术研究的逐渐式微。没有痛苦的世界，快乐就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
尼尔·波兹曼表达了对未来世纪的担忧，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赫胥黎所构想的新世界，正是处于“技术垄断文化”的时代人类的精神世界已沦为科技的奴隶。
人类一旦顺应了信息过剩时代下的盲目，顺应了社会提供的过度娱乐资源，则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世纪，被极权统治者利用为专制统治的不当手段，再之后便会快速地步入“幸福”死胡同。《美丽新世界》中构建的新世界，所影射的许多悲剧根源，如今也已慢慢可在现代社会中寻迹——对于某个新闻事件，大众更愿意相信舆论的既定观点，而非第一时间选择思考判断。人类应该永远保持自主的思辩能力，在趋势中优先保持自我的看法，而不是直接相信和采取某种社会流行的说法。要规避乌托邦世界中盲从甚至无脑的言行，反乌托邦思想更是敲响了人类一旦步入这样的后尘，便会陷入失去主见思想境地的警钟。
3.2 避免经历人性同化：向内探索幸福
新世界中人类已被同化，表现为整体反人性的价值取向。现代社会的人类应明确幸福是由外向内获得的，即从外界的影响转移到对内心发问，才能真正追索出幸福的答案。假设人类从扪心自问的追索变成只能通过询问外界才能获得幸福的标准，那么人性很可能走向畸形，走向全面被同化的社会。
新世界中有一位叫汉姆赫兹的角色，他并未百分之百被这个新世界异化，小说中他保持着内心坚定的自我意愿，最后宁愿选择了被发配到福特岛，也不愿意违心地留在新世界。这是这个乌托邦里走出人性异化的独特案例。同样对新世界表现出异化倾向的经典人物就是野人约翰，他来到新世界，遵从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认为这个世界并不美丽，也并不自由，于是他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意被这个舒适的、被包办的世界同化，不愿用外向的维度来改变内心的维度，不接受被剥夺后成为单向度的人。“我宁可不快乐，也不要那种虚伪、欺骗的快乐。”[6]这类人需要的宝贵特质是坚持自我，坚定地拷问自己的内心。
人类真正的答案永远应该向内索求，情感是否重要和真实，是否要不顾一切发展科技，是否要舍弃自我情感和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反对不假思索地随波逐流，对权威和成规毫无疑问地墨守，对社会舆论人云亦云地附和。真正理想的社会，人们应保持不唯权，不唯书的警觉，越是在一致统一的人群中越应更警醒。更重要的是，当人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对现状的否定时，应勇敢做出发言，敢为人先，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落入群体同化。
3.3 辩证看待和利用科技力量
现代人类应该反思文明发展的方向，一直在进步的文明，能否不被复杂的科学技术所控制？本世纪的女作家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中，社会已经拥有极其发达的科技动力，步入了乌托邦，统治集团建立了独立的社区，能够给人类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但是这个社会的人文水平却出现了倒退，变成一个暴力与色情泛滥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一名叫“秧鸡”的科学天才，他对这个乌托邦时代表达了强烈的反对，研发了生化毒物投入在他研发的流行药物中，使人类走向了灭绝。
这部现代小说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样，把滥用可以作为实现乌托邦必不可少的毒内核，表达了科技终将终结人类的忧患意识。作为现代社会的人类，我们要用前瞻性的眼光，检讨这个时代，同样应该具有忧患的检讨思维，避免在科技大幅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同时是走入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社会”。而要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在对待科技力量的问题上，我们要一直保持辩证的看法和做法，使它仅仅是作为人类工具的地位，而不过度入侵人类的精神世界。人类的精神世界永远具有主导性。赫胥黎表达的反乌托邦思想中更有对当代人类应该永远保持忧患意识和警醒的希冀，反对的是人类对自己手中创造的种种力量掉以轻心，从而万劫不复。
4. 结语
新世界看似幸福安稳，实际上已经颠覆了人类社会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只能称作是刻意制造的“伪幸福”，人类本有的思想、情感和道德已经全部丧失，甚至可以说人类已经不再具有人性。幸福会是人类永远的终极追求，但是实现幸福社会还是伪幸福社会的权利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不否认科学技术带来的积极意义，但是任何事物只要不怀好意地过度使用，就会掩盖了本质塑造成另一个糟糕的结果。
我们同样不否认追求理想社会的初衷，但是研究反乌托邦著作的意义正是在于探索用什么方法发展社会才是合理的。理想社会并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伟人有不同的设想，他们都已经看出了许多可能出现的问题，用故事告诉了我们。最愚蠢的是人类已经从前人留下来的作品得知了什么是错误的途径，却还是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我们都不会希望人类有一天真的走入赫胥黎笔下的新世界。人类制造了娱乐，却不想有一天被社会娱乐；人类创造了科技，却不想有一天被社会操纵；文明社会产生了消费，却不想有一天自己是为了适应消费而生……目前人类已经进入AI智能时代，未来世界充满未知的可能性，虽然没有人能够预言科技可以控制人类，但是人类应该防患于未然，借鉴历史巨人的警告，用辩证的多向思维思考任何事物。只有拥有独立思考的权利——这是作为人类永远不可失去的最大的尊严，并且应怀着适当的忧患意识去探索未来，在摸索中不断自我摆正，永远不会走入死胡同。
参考文献
[1]莫斯·佩克汉姆．人对混乱的愤怒［Ｍ］．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65：17
[2]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 孙传钊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21
[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娱乐至死/（美）波兹曼著；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前言
[5]［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6]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M].李黎,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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