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
疏食：即粗疏的食品。《论语》中还出现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意为：吃粗粮，喝井水，弯着胳膊当枕头睡觉，我也能自得其乐。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财富和地位，对我而言就像空中飘散的浮云一样，我不稀罕。
孔子认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生活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也可以乐在其中的。
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候，都应该有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有制造快乐的能力。
《中庸》里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对于君子来说，处在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人应该做的事。处在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时应该做的事。处在夷狄的地位上，就做在夷狄地位上所应该做的事情。处于患难中，就做处在患难中应该做的事情。君子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不会感到无所适从的。
不管富贵还是贫穷，君子都能活得很快乐、自在。君子任何时候都不会为了富贵而做出不义的事情来。
菜：艸之可食者也。形声兼会意字，始见于《说文》中的小篆文字。菜从艹从采，“艹”有草的意思，而“采”字是把某物从某地摘下，组合起来就是把草采下，进而食用，即得出其蔬菜的本义。如《仪礼·士昏礼》：“妇入三月乃奠菜。”
因为不同种类的菜可以进行不同的烹调，做成各类菜品，所以“菜”字亦也可指肴馔的总称。
菜色指肌色，如《礼·王制》：“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菜也特指油菜，如：菜油。
人类养殖的用来食用的鸟叫菜鸟，由于菜和笨字型很接近，所以网络上流行用“菜鸟”来形容谋方面的应用水平较低者。
羹：古字形下部象一个冒热气的炊具，上部是羔（小羊），“羹”的本义应是“以羊肉做成的带汁的食品”。如《礼·乐记》：“大羹不和。”
羹后来引申指各种肉类或蔬菜做成的带汁的食品。如明代杨慎《古今谚》云：“屠者食藿羹，造车者多步行。”
中古以后，“羹”由带汁食物引申为浓稠的汤。
古人常作羹待客而不与相见，叫“闭门羹”，如唐代冯贽的《云仙杂记》：“下列不相见，以闭门羹待之。”
现代人拒客，则只有“闭门”而没有“羹”了。如今，探访不遇也叫吃了“闭门羹”。
必祭：一定要祭祀。也有人认为“必祭”为“瓜祭”之误，是祭祀的一种，古人于瓜熟将食之时，必先以祭祖，以示不忘本。
《礼记·玉藻》记载：“瓜祭上环，食中，弃所操。”上环：切瓜作环形，有上环、下环之分，上环为蒂部，下环为脱花处，祭祖时用上环。下环为手操部分，弃之，只吃中间部分。
古人认为：连接蒂的部分是根本，拿来祭祖或者祭神，表示感恩。
齐：斋的通假字，“斋如也”意为象斋戒一样严肃恭敬。
全文理解为：
即使是粗米饭、蔬菜汤，吃饭前也要把它们取出一些来祭祖，而且表情要像斋戒时那样严肃恭敬。
本文可以看出：孔子不仅每食都要祭，而且每祭都做的非常认真，如同斋戒一样严肃恭敬，足见其至诚之心，以及在日常饮食这类小事上的节操。
张居正注曰：“其祭虽小，亦必斋如其严敬，有若神明在上者焉。这都是圣人饮食之节，无不中礼者如此，盖不止于养身，而亦所以养德。”
孔子是非常重视祭祀鬼神的，他认为“敬鬼神而远之”和“务民之义”一样，都是治国智慧。
孔子甚至认为懂得“禘祭”的人，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易如反掌。
祭祀代表感恩、凝聚力，《诗经·小雅》中有：“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感恩父母就是中华民族孝道的源头，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培养人感恩之心的最基础要求。
而对于已经逝去的先祖，中国人同样有一套礼仪祭祀制度，目的就是让人们不忘根，饮水思源。
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粮食等，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各种神，也有一套祭祀制度来感恩他们。
随国大贤——季梁
随国是西周初期在今湖北随州一带分封的一个姬姓诸侯国，国君姓曾，曾侯始祖为“文王四友”之一、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
随国是周王朝在江汉地域控制铜资源运输的重要据点和遏制楚国等南蛮扩张的重要诸侯。
春秋时期，随国在楚国兴起的过程中沦为盟国和楚国的保护国，吴王阖闾伐楚，攻破占领郢都后，楚昭王逃到随国，吴军追来，楚昭王被曾侯保护。战国时期，随国被楚国灭亡。
随国早期能成为“汉东大国”，离不开一个人：被李白称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我国南方第一位文化名人，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季梁！
据由先秦史官编纂的《世本》记载分析：季氏可能源于《论语》中记载的“周之八士”之一的季随，出土文物也表明季氏确系周族后裔，而季梁也很可能是季随的后代。季随或许为始封于随者，故以随名国亦未可知。
季梁不仅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个思想家，据《左传 · 桓公六年》所载，季梁曾针对随侯重神轻民的思想，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
中国进入夏商奴隶社会以后，就逐步出现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天命神权论，并成为夏商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
周人从商人手中夺取政权的同时，把天命神权的世界观也接受了过来，把上帝作为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
当时的意识形态，无不由天命神权思想所派生，或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政治，就是天命神权政治。直至春秋初期，整个社会依然笼罩于浓郁的神论气氛之中。
然而，身为随国大夫的季梁却勇敢地冲破神论的氛围，把“神为民主”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学观点。
民主宰神的思想是对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的大胆否定，为无神论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史和无神论发展史上都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西周初年，少数比较能正视现实的统治者，如武王、周公等本来对天命有所怀疑，但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对这个神圣的光轮不能不给以修缮和涂抹。
到厉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衰落，周天子的权威日渐式微。上帝，这个地上王权在天上的投影也日渐退逝它那神秘的光彩。于是，一股“怨天”、“咒神”的思想应运而起。
这种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诗经》里。在《大雅 · 荡》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在《小雅 · 雨无正》中，作者诅咒道：“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周。昊天疾威，弗虑弗图。”
西周末年人们已朦朦地意识到上帝并非人世吉凶祸福的裁决者，却没有认识到人的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一个需要圣哲的时代！季梁作为统治阶层中开明的思想家，踏在人们怨天咒神的浪尖，提出了“民为神主”的观点。
他进一步解释道：民是主，神是从；如果民心背离，鬼神要降福也无能为力。所以统治者唯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庶免于难”。
季梁将神从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上，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超过他之前所有讨论民神关系的人。
战国时期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几乎无例外地受到他的启示，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他那凝聚着无神论因素的“民为神主”思想的润泽。
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尉缭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求已者也。”尉缭强调人事要立于“求已”，而不求之于天，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季梁思想的启发。
荀子认为：“民最为天下贵也”。这显然是对季梁的“民为神主”思想的发挥。他还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这种肯定人是大自然主宰的思想，是对季梁的民为主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非是战国时期又一位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他指出人事的成败、兴亡等皆在于人为。
季梁认为，如果不以民为主宰，社会“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
季梁的“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一些发展国家里相继出现了，奴隶制逐渐地走向解体的道路。
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引出相应的变化。由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天命神权论，因此，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必将引起神权的动摇。
季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思想家，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才敢于对天命神权的主宰在位予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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