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冯志

（一）传记的史实价值

传记的史实要以《史记》为例。《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花了18年的时间写成。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韩兆琦在《中国传记的艺术》里称它是中国古代的“史诗”，“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就如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得赛》之影响后代欧洲文化一样。”由历史史实到其艺术思想，说明了传记具备的厚重文化和史实价值，传承着它所承载的宏大历史人文景观和艺术美学情境，供后人学习和借鉴。

（二）传记的真实性

1、传记写作真实的重要性

传记是写传主个人的生平过程。首先是姓名、年龄、学历、工作等等，都必须是真实的；写的事件、地点、时间及连带的其他人物等等，都不可以杜撰，必须真实。真实，是传记的生命，离开真实，传记就无价值无意义。分以下几点来细说：

①传记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必须是真实的。传记所写的传主在历史上要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不能虚构，不能过分夸张。如果传记作品出现人物和事件是虚构的，这个传记也就失去生命。读者认为是造假的传记，这样的传记也就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传记的人物与重要事件都应符合历史真实，正是在这一点上，传记文学与小说一类的虚构性作品划出了界限。历史小说所写的人物可能在历史上也确实存在过，但人物的事迹是作者虚构或夸大，只能算是小说，还不是传记。如姚雪垠著《李自成》，主人公历史上确有其人，但作品所写人物事迹是作者虚构的，因而是小说，不是传记。

②传记作者为了追求传记的真实性，往往注意追求传记材料的真实。有的作者亲自直接采访传主，或间接采访与传主相关人物，或查阅相关资料。有的传记作者直接与传主有过接触。

③传记的真实是要追求传记史实的真实，传记材料不等于传记事实。传记材料有其自身的价值，可以提供写人物的素材，但一堆材料毕竟没有生命的气息，不能显现人物的全貌和内心。作者必须从材料内外寻找和选择真正能表现人物的传记事实。赵白生在其《传记文学理论》第一章中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他提出了“传记事实”的新概念：“狭义地说，是指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它们是司马迁所说的‘轶事’，它们是普鲁塔克传记里的‘心灵的证据’，它们是吴尔夫笔下的‘创造力强的事实，丰润的事实，诱导暗示和生成酝发的事实’。简言之，传记事实是一部传记的生命线。”（《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4页。）

2、怎么看待传记的真实性原则与实际还存在虚构现象的矛盾

传记作者、研究者、读者在共同追求传记的真实中，却发现在传记作品中，包括自传、传记、日记、书信、回忆录，有大量事实证明却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现象。传记中出现虚构现象，要具体分析。在叙述传主生平过程中，在传记事实链上少了一个环节是常有的事。作者在把握传主性格的基础上，通过想象，补足那个缺损的环节，使传记事实的链条接上，让叙述得以继续完成。或者传记事实只像是个死象骨架，已无血肉。传记作者按照死象之骨，让死象复原丰满，也是通过想象把传主写出来。赵白生认为：传记的虚构本质上是一种“死象之骨”式的还原。从事实的真实出发，传记作家没有权利增减象骨，更没有权利替换象骨。他引钱钟书的话：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缺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管锥编》第一册，第166页。）说明传记写作中存在“肉死象之白骨”的现象。这种虚构现象即是钱钟书所说“入情合理”的想象造成的，可以被读者所接受。因传记基本事实真实，由于入情合理想象所补充的细节，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并无大矛盾。

如果传记作者脱离人物基本传记事实，完全臆造情节，或有意违避应该写的事实，那是故意造成虚构，那是违背传记真实性的原则，也就直接影响作品的价值。这里还需指出，传记作者无权虚构重要情节，但有权可以选择传主的事迹，有权对材料加以取舍、有的加以突出记叙和浓笔描写，有的则少写或淡化描写，从客观叙述中仍然表现作者对传主或其事迹的价值取向。

3、传记真实性的体现与运用

传记要实录，说来容易，但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要受许多因素的干扰，其中有政治社会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写自传，这是要给子孙后代看的。自传中写了自己的错误、不足，甚至一些不便说出口的事实，这叫后代看了，多不好意思。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

传记写作要写出活生生的人来，传记是专写人的，人物不形象、不生动，就不是好的传记。不能写得像“年谱”、“大事记”那样干巴巴的，应该使人物有血有肉有精气神。

许多传记之所以不受人欢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只见事不见“人”，只是罗列一个又一个的事件，不注意描绘人物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这就形成了千篇一律的状况。

传记既要真实，又要使人物生动。真实是生动的基础，当然合理的想象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我的苦与乐》中，有这么一段：戏校学生，观摩别人的演出很重要。我特别喜欢看张君秋、赵燕侠的戏，可穷学生又买不起票，只能在长安大戏院门口徘徊。这天的戏，正是我们要学的那出戏，我装模作样地往里走，硬让收票的给拦住了。正好这时马连良、谭富英两位老先生来了，收票的见了连声招呼请他们进去。我看他们二位没有票进去了，就找收票的讲理：“大爷，这两个大人没票，您为什么放他们进去？”“他们是团长，是名角儿！”“他们有钱不买票能进去，我是戏校学生，正学这出戏，可又没有钱买票，您让我进去吧。我进去一定守规矩，好好学戏。我长大了演戏给您看，还不行？”

这位把门的老头儿让我说乐了，看了看我：“你这孩子还真能说一气，赶明儿长大了演戏给我看？那好，进去吧！”从这以后，长安大戏院的大门我就打开了，每演旦角戏，我就来看。把门大爷见了我就说：“嗬！又来了，真用功啊！”

这是孙毓敏学戏生涯中确曾发生过的一件事。但作者没有平铺直叙地只是把事件记录下来，而是具体地描绘出当时的情景。这件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作者为什么那样细致地去描述它呢？原来她是在写“人”！这样一写，一个用功学习，聪明伶利，嘴甜如蜜的小姑娘的形象（她那时才十几岁）不是活灵活现吗？就连那个把门老头，写得也那么可爱。这里没有夸张，没有虚构，之所以人物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在于写出了“这一个”。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所以在个人自传中叙述时代发生的大事件是必要的，当然这些事件必须是跟自己相关的，或者亲身参加过，或者受到该事件的影响。

自传的作者年纪往往较大，人生经历丰富，经历了多个成长历程，如能注意个人成长中的细节，那人物形象将会饱满得多，可读性也会大大增强。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风水博物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冯志亮先生是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2013年冯志亮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先生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冯志亮先生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易经新解》，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