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又称寒食节，以纪念介子推。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国人，相传在晋文公避害流亡时，一度曾断粮，饿得昏迷过去，是介子推割下腿上的肉烤熟救了他。晋文公归国后，大封群臣却忘记了介子推。而介子推也不愿争宠邀功，带着母亲隐居起来。后来，晋文公忆起旧事，亲自去恭请介子推，介子推却躲进山里。为了让介子推露面，晋文公下令防火焚山，结果，介子推一直没有出来，等火灭后，众人发现他背着母亲被烧死在一棵大柳树下。晋文公悲痛异常，下令在这日不生火做饭，要吃冷食，称为寒食。后来，人们纷纷沿袭，在寒食节这天，禁火、插柳，以为纪念。到了唐代，寒食节与清明节合而为一，唐玄宗下令将其编入《开元礼》，于是，清明节成为中国人祭祀祖先，野外踏青的节日。
历朝历代，对清明节都非常重视。除了为了纪念传说中的介子推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对我们中华民族意义重大的慎终追远文化。
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就是说，敬慎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虔诚地追祭历代的祖先，老百姓的道德就会趋向敦厚了。朱熹认为，人们容易忽略身边的父母，忘记自己的祖先，如果能够对父母尽孝，诚心祭祀祖先，那么自己的道德就淳厚，推广到社会也是如此。钱穆论此为“孔门以教孝道达人类之仁心”。葬祭之礼，乃孝道之最后表现。对死者能尽我之真情，在死者似无实利可得，在生者亦无酬报可期，其事超于功利计较之外，乃更见其情意之真。明知其人已死，而不忍以死人待之，此即孟子所谓“不忍之心”。于死者尚所不忍，其于生人可知。李泽厚则认为，追怀死者的丧葬礼仪，都具有此种情感兼理知的重要功能。这即是最早的社会意识、人性心理、情感行为。孔子及其弟子承续这一历史遗俗的强大传统而加以理论化和理性化，把它转向内心，形成“仁—礼”结构。外在为“礼”（人文），内在为“仁”（人性），以此为人道之本。“慎终”、“追远”都是首先要求上层和国君去做，而“民德归厚”则说明中国大、小传统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由于上行下效，渗透交融，鸿沟不大，这也是中国传统一大特色。
从上述讨论，我们不难看出，孝敬父母，祭祀祖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但是，这仅仅解释了清明节的文化内涵，但国家为什么如此重视清明节，民德为何会因此淳厚，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解答。对此，我尝试从“为仁之本”和“慎徽五典”两个角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在《论语》中有“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直译为：孝悌这种美德，大概就是仁道的根本吧！孔子教人学为人，即学为仁。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其先发而可见者为孝弟，故培养仁心当自孝弟始。孝弟之道，则贵能推广而成为通行于人群之大道。人群相处之道，从家庭开始，推而广之，则亦是有道德的社会国家。
由孝悌可推广达至治国之道，《尚书》说“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其中的“五典”就是我们后人所说的五伦、五品、五常。《左传》文公十八年传解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孟子滕文公上》篇则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上面两种解释文字虽然有差异，但所指的内容却并无根本的改变，都是指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关系。
从慎终追远的角度，我们只能看出父母孝道的关系。但事实上，儒家的仁道，就孕育在孝悌之中，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最为普遍的社会情感。只有在家庭伦理这个维度出发，推而广之，由家庭推到社会和国家的角度，就能发现兄弟之情可以推己及人为朋友，父母之情可以推己及人为君臣，如此社会国家的道德风俗自然能够淳厚和美。因此，《大学》中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次第，从个体道德修养出发，在家才能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此基础上再推之国家，就能够“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再推广到天下，自然风俗淳厚。
说到底，道德是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而国家推行清明节不过是顺乎民意，虽然我们经历了近百年的现代化洗礼，但我相信由人类自然本性所产生的道德礼法，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有任何的减损。因此，通过恢复传统节日，使人们恢复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在此基础上对传统道德加以提倡，人们自然会恢复传统道德的实践，最终达到国泰民安，化民成俗的作用。
（本文载《 贵州日报》2014年4月4日10版http://58.42.249.98/epaper/gzrb/Content/20140404/Articel10004W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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