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记忆大师》里，黄渤饰演的男主角因婚姻破裂，他想把不好的记忆取出。
不料手术过程中发生事故，他的记忆被重新装载，变成他杀了人。
记忆被篡改，电影中似乎经常上演这样的桥段。
那么在现实中，是否有人能篡改他人的记忆呢？
答案是肯定的，甚至不需要任何辅助，言语交谈间就可以完成。
犯罪心理学家茱莉亚·肖便是这样一位“记忆黑客”。
今天，与你分享的这本《记忆错觉》，展示了给他人植入虚假犯罪记忆的技巧，也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了记忆最根本的原理和支配记忆的误差、篡改和错觉。
这本书刚一成稿，就售出了13种语言版本，被全球主流媒体广泛报道，瞬间掀起了一场记忆心理学风暴。
1. 这些竟然都是我们的错觉？
掀开风暴一角，我们会发现许多平时大家不以为意、犯了错却浑然不知的事情。
比如，你真的能同时处理两件事情吗？
能够同时处理多任务，是一项提高效率、节省时间的技能。
如果你认同这句话，那么你极有可能在死亡边缘游走。
很多人觉得自己能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会告诉你：
别再骗自己了，人无法很好地同时完成多任务。
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处理多项任务的时候，其实只是迅速地从一个任务转换到另一个任务。
每次转换，都会产生认知消耗，从而给大脑极大地加重负担。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不能同时进行开车和打电话两个动作，而是我们的大脑无法同时思考如何开车和如何与电话那端的人沟通。
将开车和打电话比喻成大脑里的两个小人，那么这个过程事实上是这样的：
开车小人问：接下来左转吗？打电话小人回答：今晚是在这家酒店吃饭。
开车小人又问：前面信号灯快变红了，是不是该停下了？打电话小人回答：你就穿那条裙子挺好看的。
两个小人就这样在我们大脑里捣乱，从而酿成事故。
再比如，你真的有那么好看吗？
之前网上有一个很火的段子：
我每天都在思考，我到底是长得像镜子里那样，还是像前置摄像头里那样？
因为大家总觉得照片“把我拍丑了”。
但事实上到底是你被拍丑了，还是你真的没那么好看？
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研究者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他们给志愿者每人拍一张照片，然后按照“好看”、“不好看”两个方向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
2至4个星期后，他们给志愿者展示了包括原照片的所有版本。
结果，大部分志愿者选出的都是好看度比原照片高出10%~40%的加工照片，而选出原照片的人总是低于25%。
人无法正确知道自己的长相，是因为对外貌的感知是记忆的一种。当人们回想自己的长相时，不过是在想象过往图像的复合。
这些图像持续被P图软件、美颜相机修改，但凡晒照，必选最好看的，我们最终就陷入了自我美化的圈套。
另外，如果有人说自己记得两岁时发生的事，你可以大胆地告诉他：不可能！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我们形成持续到成年的记忆的年龄是3.5岁。
因为婴儿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出能形成并储存长期记忆的功能，那些早期童年记忆极有可能是窃取了父母告诉你的故事。
还有，大部分人觉得自己更聪明、高于平均水平。但记忆的真相是，这就是“优越感错觉”。
我们为了能思考自己的积极品质，偏向于记住自己在生活中做过的美好事情。
而我们的记忆又是自私的，不太能记住别人做过的同样美好的事情。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怀疑人生？
2. 网络正在污染我们的记忆？
你真的分得清楚自己是活在实实在在的经历中，还是活在回忆精心制造的“网络现实”里？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吧：一旦有发生重要事件的迹象，就会立刻掏出手机上网搜索。
记得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2018年2月的一天，快过年之前，当时在办公室感到一阵摇晃，马上就怀疑是不是地震了？
第一反应不是逃生，而是打开微博，搜索“北京、地震”，然后发现，网上同时也有很多人在说地震了。
后来新闻公布，的确地震了，震源在河北廊坊永清县。
但这样真的能找出真相吗？
《记忆错觉》的作者茱莉亚说，证实猜测的能力很了不起，但也可能导致一代人“记忆从众”。
有这样一项实验，两组人分别观看一段90分钟的视频，视频内容是一个女孩走进空无一人的图书馆归还书本。
两组人观看的视频，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有人只能看到女孩离开房间时把一张便笺扔进废纸篓，有人只能看到女孩把钱包里的10英镑塞进口袋。
但在两两一组合作填写问卷时，“共同目击者”有71%的人通过同伴获知了更多视频信息，“共同目击者”在自己的叙述中平均包含了21个从别人那里“偷来”的细节。
就像在网上搜索地震一样，当我们习惯社交媒体是我们的见证后，一旦遇到麻烦，我们会随时上网追溯真相。
但这些“事件后信息”，任何人的叙述都可以是信源，任何人的叙述都可能篡改事实，即使是篡改后的信息，也最终合成了对一个社会事件的群体记忆。
当我们的记忆成为所见、所听版本的混合后，我们的思维真的能分清楚自己目睹的事实有哪些吗？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个阶段，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对重大事件有如此可靠、丰富的记录。
教育研究者布莱恩·克拉克说：
公众记忆和个人记忆之间的分界线，已经模糊甚至消弭了。
社交媒体正在带来史无前例的挑战，我们不能对此一无所知。
3. 记得“我被性侵过”，这可能是假的？
如果你觉得以上误差还可以修正，那么，如果我们的思维被完全伪造的记忆操控，又将如何呢？
茱莉亚在《记忆错觉》中援引了1984年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穆雷案。
4岁半的小男孩儿穆雷出现了频繁尿床、玩性暗示游戏的反常举动。
妈妈非常担心，怀疑他可能遭到性侵，因为妈妈的弟弟小时候就曾遭到过猥亵。
于是，妈妈叫来自己的弟弟和穆雷谈心。
在他的引导下，穆雷讲出自己被老师脱掉了裤子。但地点以及老师对自己做的其他事情，穆雷并不记得。
警察来调查，担心老师猥亵其他孩子，便告诉家长，孩子如果梦魇、尿床、上学路上大哭，一定要报告。
有这些症状的孩子，警察则会指导他们的家长持续询问是否遭到性侵。
孩子们陆续说出自己参加过裸体游泳派对、被“邪恶的小丑”带去过“魔法房间”……又有40个孩子被认定遭到性侵。
最终，这名老师被判刑，2004年才假释出狱。
多年后，复查穆雷事件的调查员发现，很多孩子一开始都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协助调查的儿科护士认为他们只是还没有准备好开口。
心理学家麦吉·布鲁克说：
我没有资格告诉你孩子们是否说了真话，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警察对孩子们的问话是高度诱导性的审问过程。
案件的真相如今已经无从查起，但茱莉亚说，怀疑是必要的。
会不会我们关心的人也可能出现虚假记忆？
会不会是人们根据身边人的行为和情绪，自然而然产生了“他被性侵了”的预设？
茱莉亚曾经仅凭语言，就在别人的记忆里植入过“犯罪记忆”。
实验时，茱莉亚告诉志愿者，说警方告诉她，他们曾经有一些案底。她还会提供更多细节，包括他们的年龄、家乡、童年好友的姓名，以便听起来更加可信。
但这些当然是虚假事件，志愿者一开始也都表示“不记得”，茱莉亚便要求他们回想一下这个事情前前后后的样子。
一星期之后，他们回到实验室，茱莉亚再次要求他们带她一起回想，然后开始询问那件虚假的事情。
有人开始说出一些细节时，茱莉亚就鼓励他们：事情走上了正轨——这是一种正向强化的手法。
三次采访之后，志愿者能够讲出大量细节，而且深信不疑。
你也许觉得这样的方法在你身上不会奏效，但研究数据表明，70%的人都发展出了虚假记忆。
记忆就是这样，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不稳定性。
就像在穆雷案中，我们认为记忆不可靠，不是要姑息罪犯，只是我们害怕，虚假记忆摇身一变成为一场噩梦。
我们更害怕，根据既定思维轻易做出判断，“有人的面相一看就是坏人”、“性侵犯的家人肯定也不是好人”。
穆雷案中，还有一个细节，“性侵犯”老师的母亲和姐姐也在这个托儿所工作，也被指控犯了猥亵罪。
我们承认记忆不可靠，是因为如果我们能理解错误记忆，我们就有可能建立一种自觉。
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倾向时，至少有机会做出调整，并非只能束手就擒。
4. 既然记忆如此脆弱，我们该如何驾驭？
生理机能限制、知觉误差、过度自信、外部污染……既然记忆如此脆弱，那是不是不如不要这种机能？
当然不，记忆并非不可驾驭。
记忆大师艾德·库克可以在一小时里记住1000个随机数字，并非他有天生神力，而是他记忆有术。
“千万别想象粉红色的大象。”
这句话突然蹦出来是不是有点奇怪？但也许你通篇就记住了这句话，甚至一遍遍地想象“粉红色”和“大象”这两个形象。
这正是“怪诞效应”在记忆中发挥作用的结果，人脑更倾向于记住不寻常的事物。
所以，当你需要记住某些特定信息时，“所想象的怪诞画面互动越多、越生动，这段记忆被清楚回忆起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一种受欢迎的记忆术是“记忆宫殿”。
就是利用一个我们已经熟知的地方为依托，来建立各种联系。
如果我们需要记住去商店买鸡蛋、油漆铲、黄油漆，我们可以想象自己走过一座记忆宫殿，把鸡蛋留在门垫上，去客厅的路上被油漆铲绊倒，走进房间找到了往下滴着黄油漆的墙。
之后回想这些事物时，我们只需在此穿过房子即可。
要记住什么东西放在了什么地方，最理想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滑稽的、超现实主义的、难忘的记忆宫殿”。
记忆，更关乎“你是谁”。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为了讲述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当某天早晨，你从睡梦中醒来，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想过什么、学过什么，那么这个人还是“你”吗？
说到这，你就知道了：
记忆都是不可靠的。即使有人信心满满地说出很多细节，他说的事也未必是真的。
重要的事情要及时记录，最大限度地减少记忆出错。
大脑一系列的生理机制，让人的记忆从一开始就不靠谱。
打开记忆的宝盒，别再像以前那样从不思考它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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