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精英社会永远都是极少人拥有，真正穷困潦倒的穷人，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都处于中间地带。当然了，在这个中间位置，又有中上游、中游和中下游之分。
可以说，在现在社会，完全靠种地为生的广大农民，绝大多数都可能处于中下游，基本生活无忧，而真正需要帮助扶贫的还是很少数。
但在中国解放之初及“文革”期间，农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出生在50年代、60年代的人，对此是深有体会的。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要想摆脱贫困的生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毕业后好好工作，方能过上相对好的生活；另一条路就是当兵，而且在部队更要努力和奋进，考上军校，在部队里工作，也能有一个好结果，否则就只能“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
我出生于一九五八年，经过十多年的战乱，中国刚刚解放，各种科技都不发达，各种物质相当匮乏，人们的生活很是艰苦，好在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人民能看到未来，能看到希望，虽然生活艰苦，人们的幸福感还是很高的。在我记忆起，就是吃不饱，而且食物种类不多，玉米面、高粱面还吃不饱，小麦面就更少了。到了一九六六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人们更没有心思去工作，去创新，去生产更多的财富，而是一门心思地搞思想斗争，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在我上小学开始，就曾经到收完玉米的公社大田里，去捡人们漏掉的，或者遗忘的玉米，以贴补家里的粮食的不足。还到集体收走红薯地里，去用铁锨挖遗漏的红薯，我们称为“搜红薯”。
在小学、初中阶段，最多的是和小伙伴们去割猪草。猪草割回来后，母亲会把一部分直接喂猪，一部分剁碎拌上一些麦麸，煮熟了喂猪，母亲说，这样猪长的快。这头猪，一般在刚刚过完年买回来，喂上一年左右，到了年底，就是一家人改善生活的希望。有时候，一头猪母亲都不舍得一家人都吃了，还要卖出去一些，用卖猪的钱，给我们姊妹几个买衣服，和准备过年开学后的“学费”钱。
每次我去割猪草，母亲总是心痛我，让我少割些，够猪吃就行了。可是，我每次总是割的框里放不下，再用脚把草踩实在，一直到框顶，每次都要用肩膀扛回来。有时候，实在太多太重，一个人送不到肩膀上，就让小伙伴们帮忙，或者想办法先把框子放在高处，再用稚嫩的肩膀把它扛回来。有很多次，等把猪草扛回来家，肩膀上就会留下血印。每当母亲看到后，眼里总是潮湿地对我说，叫你少割些，总是不听话，看看肩膀都成啥样子了。母亲说完这些后，总是对我说，要好好读书，等考上大学，就可以吃“公家饭”，不会再受这个罪了。
没有读过书的母亲，在一九七七年后半年，听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高中毕业的农村孩子，可以再考大学了，母亲非要让我复习功课，而且是完全“脱产”。我们是一九七六元月份，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开始务农的，当时还是“人民公社”，我劳动可以挣工分，为家里创造财富。但母亲坚决不让我去干活，让我在家里安心复习。为了防止我偷偷跑出去干活，也是为了不让外人打扰我，明天母亲上地干活走的时候，就把门在外边锁上，我一个人就能安心地复习初中和高中曾经学习过的课本知识。
经过这样一个月左右的复习，我就参加了高考，当时考完后感觉很沮丧，因为上午和下午的考试，有一部分题不会做，就交卷了。
从城里考试回去后，母亲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考的不好，估计上不了大学。母亲听后，却安慰我说，不行的话，明年再考，在家好好复习复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还是上了大学，而且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着实让我很兴奋，也让父母很高兴。真的要感谢母亲的眼光，感谢母亲的坚决，才让我“跳出了农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人生来就不平等，正像一句俗话说的那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尽管生而不平等，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努力，靠自己奋斗，命运就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奋斗，“面包会有的”，想要的生活也是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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