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弦铃
都说人是天生好逸恶劳，我很难苟同，我甚至认为马斯洛在总结人的需求时漏掉了对劳动的需求，在我看来，人类对劳动的需求仅次于对生存的需求，是最基础的需求。
01
我不能更多地回忆外公外婆来这里开荒的情景了，那些最初的场景本来就不属于我的记忆，而是来自妈妈的讲述，我只能拿它们作为一个铺垫，接下来的文字将主要来自我自己的记忆。不过，站在今天的时点来写过去的事情，心境也不完全是对原始记忆的复述，而是对于生命状态的一种反思。
为什么要一开始就讨论劳动这个话题呢？实在是因为它对我来说跟大众观念有太大的分歧。自古以来，好逸恶劳就被视作人的天性，我觉得这个判断实在是有点武断，我本来是不大有勇气挑战权威的，但我对这个经验表示深深的怀疑，不是因为高深的理论，我没有理论，也不是在写论文，而是基于我对人的行为观察。
我甚至认为马斯洛在总结人类需求的时候漏掉了对劳动的需求，在我看来劳动的需求也是人的天性，仅次于生存需求。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对饥饿和渴的感受是身体本身能量平衡的需求，也就是说生命活着的基本需求是生理需求，然后只要他们的四肢能够行动，就会抓东西，他们跟物件发生关系的欲望甚至高过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欲望。比如说当大人抱着小孩的时候，他最先想要抓的一定不是大人的脸、眼睛或头发，而是你身上的东西，如你脖子上的项链，头发上的发卡。也就是说，用双手获取物质是一种本能。
但家长的不信任往往将劳动这个天性给泯灭掉了，因为害怕孩子摔破饭碗，家长选择给孩子喂饭，孩子万一摔破了碗，家长还会打他的手；因为害怕孩子伤到，家长会把刀之类的东西放在距离孩子比较远的地方，不给他们触摸；因为怕弄脏了衣服，家长不让孩子下地；因为担心失火或烧伤，家长不让孩子煮饭……，总之，孩子不被信任让他们感觉到生活中很多的劳动都是危险的、肮脏的，即使做了，往往也是受责备的，他们常常被告诫鞋子穿反了，汤洒出来了，地里的菜还没有长大就被拔掉了……，于是，很多事情都不敢让孩子做了。
所以，人们的懒惰不是拒绝劳动本身，而是拒绝的是危险、单调、乏味、肮脏、孤独和不信任。而好玩，其实是家长用来让孩子避免风险、对抗劳动培养出来的"兴趣转移”，他们为了不让孩子闯祸，就给他们制造一些好玩的活动，孩子的天性是不知道怎么玩的。
02
但在朱湖，孩子的劳动是被允许的，甚至是被安排的，小学一年级我们就有劳动课，一群七八岁的孩子也跟着老师到湖里开荒，大家在劳动课上远比在文化课来得更喜悦，4月份，我们有半个月的农忙假，暑假我们要参加村里的”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
我们那里家长没有时间给孩子喂饭，我刚刚会端碗的时候妈妈就给我做了一个小木碗，他们叫木殴子，我自己端着吃，每次能吃完一殴子米饭。表妹出生的时候我刚刚一岁，她在摇床上的时候我还在地上爬，也不会说话，好几次家长给我两块糖或两块饼干，隔一会看我手上就只剩一块了，农村的房子很空，没有可以藏的地方，大人每次都发现我并没有扔掉，而是爬到摇床边放到表妹手上了。
我不能用这两件事情来证明劳动是一种本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接受外界传递的信息，我想我应该是在自己端碗这件事情上受到了鼓励，并已经接受了表妹需要被照顾的信息。
孩子劳动的天性表现在人要行动和模仿的欲望，如果他们的行为被允许，他们就会模仿大人的动作去劳动，哪怕说这个劳动仅仅是为了获取食物或玩具，他们也会用手去抓。谁能说今天我们的劳动又不是为了获取食物和玩具呢？
我是七岁下地插秧的，在水田里还站不稳，几次坐到水里，把田里的秧苗都坐倒了，妈妈和哥哥总是忍住笑，他们担心我一旦被笑话就不再下水田了。插秧对我的体验有两个，一个体验是能将秧苗像大人那样插在地里是很愉悦的，有种终于实现了我想要做事目标的满足感；另一种感受是，在水里站着其实是很不舒适的，而且水里有蚂蝗，水很脏。所以，有了第一次下水插秧的体验之后，我其实开始变得有点矛盾，既希望再一次能够亲自将秧苗插到田里，又有点害怕下水站不稳，还担心蚂蝗会粘到我身上。
我们家兄妹三个，哥哥是唯一的儿子，也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孙子，所以，奶奶总是宠着哥哥，家务事叫我和妹妹也不叫哥哥。特别是在菜园里浇肥，哥哥明明比我力气大，奶奶每次打完大粪总是叫我跟她抬，尽管每次跟奶奶抬大粪的时候她都把粪桶距离自己很近，距离我很远，扁担落在我的肩膀上并不重，只是帮她平衡一下，但我非常讨厌：“您为什么不叫哥哥？”
妈妈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她不知道世道会怎样变化，因为她自己读了师范还是被村民从教室里拉了出来，回到队里种田，她必须让我们做好两手准备，学种田，读好书。她带着我和哥哥在田里干农活，水稻从插秧、除草、排水、到割谷、脱粒，甚至到打米、风车，我们全部都跟着做；棉花从营养钵、到间苗、除草、整枝打叶、捡棉花、扯棉梗全生命周期都经历。但哥哥不愿做这些事情，整个水稻和棉花从播种到收获实在太漫长了，而且棉花和大米似乎也不是哥哥想要的东西，他更愿意钓鱼、挖藕，做那些可以让他更容易看到收获的事情。
大庆家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老二小庆，老三庆元。大庆生了一儿一女，大的儿子叫柳青，小的女儿叫凤娇。柳青是他们杨家下一代第一个孩子，而且是个男生，所以，被奶奶特别疼爱，几乎是每天抱在手上唱着“我的孙孙乖，我的孙孙怪”，但很快，又有了凤娇，而且接下来小庆也有了孩子，所以，柳青也必须自己管自己了。有一天妈妈去他们家，看见七岁的柳青赤条条地站在灶背后面，搭了一个小板凳在锅里炒菜，看见他头上的汗都滴在锅里了，不过没有人因为担心柳青做的菜不干净拒绝吃饭，所以，对柳青来说，做饭就成了一种习惯。
邱老师是妈妈和我两代人的老师，在村里德高望重，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秋菊比我大两岁，他们家没有爷爷奶奶，邱老师在学校教书，秋菊妈妈在地里挣工分，她八岁那年小弟弟小林出生了，就休学在家带弟弟。而且，等到小林一岁的时候秋菊才回到学校，彼时她只能看着原来的同学升到四年级，自己一个人留在了三年级。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家的家务活好像就成了她的责任，为了这份责任她不能跟我们一起在外面寻猪菜，也不能跟我们一起玩。家务活带给秋菊的是孤独和劳累，所以，当她有机会跟我一起在水田打耙子（就是用细麻绳在田两边拉一条直线，将秧苗沿着麻绳插下去，其他人就以此为标准将秧苗整整齐齐地插进田里）就会觉得特别快乐，其实，插秧远比做家务活更累、更脏。
我们可能会抵触一些劳动，比如哥哥抵触干农活，秋菊抵触干家务，我抵触跟奶奶从厕所里打大粪，我们抵触的并不是劳动本身，哥哥抵触的是单调的重复，秋菊抵触的是孤独，我抵触的是大粪的臭气。柳青不抵触做家务，因为即使做错了事也不用担心受责备。
03
如果从人对劳动的反应来看，用双手获取食物和其他物质是一种本能，人可以经由这个过程获得心灵的愉悦，只是当劳动变成一种被要求的责任、并被界定成必须做的事后才会转化成为一种负担，甚至是从内心里抵制。
但社会化后的劳动跟原始的劳动又有不同，社会化的劳动被赋予了分工、工作量、团队等诸多的内涵，劳动不再是个体的独立行为，而是一种服从，服从于季节、服从于分工、服从于利益。
妈妈是在1954年洪水退去后被公社干部走访要求上学的，舅舅、妈妈和小姨都上了小学，舅舅读过私塾所以直接上了高年级，姨妈因为年龄偏大没有上学，但舅舅和小姨高小毕业就没有再读了，只有妈妈一个人上了师范，在学校里吃上了商品粮，在村子里，她像一个女状元一样，不用学农活也没有打算再回到农村种地。但师范毕业后，她工作分配的通知书被村里的人收到后偷偷毁掉了。没有等到通知书，妈妈找算命先生抽了一个“彩头”，上面写着：”七求八求，求一身黄豆，去打豆腐，遇到锅漏。“
妈妈只得从毕业的时候开始学习干农活，后来她的班主任邱老师推荐她到跟读小学教书，妈妈才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十七岁那年有人介绍机关农场工作的爸爸跟妈妈认识，爸爸比妈妈大八岁，他会画画、写大字、打算盘，还会吹箫、吹口琴、弹六弦琴，他有浑厚的男中音，还是乒乓球和篮球高手，最重要的是，爸爸写得一手好文章，妈妈羡慕爸爸的才华，18岁的那年嫁给了爸爸，从此，妈妈也嫁给了“苦难”。
爸爸被打成右派后，妈妈也被村里的女社员从学校教室里拉了回来，她不得不再一次以种田为生。爸爸被判入狱后，妈妈带着我们兄妹三个和爷爷奶奶一家六口，工分成了妈妈最大的目标。妈妈并不能干，但她会用时间来换取更多的工分，早工、晚工从来就没有断过，插秧、割谷她总想多做一点，砍青、挑肥她总想多挑几担，捡棉花称斤两，她中午都不回家。
同时，妈妈还要写大量的申诉书，她想给爸爸翻案，要经常跑县人民法院和地区人民法院，还要去看爸爸。我不知道她来不来得及想关于要不要劳动的问题，她就像是一个处于工作中的永动机，不停地运转，完全在一种惯性当中。
在家里包家务的奶奶也从来就没有停过，做饭、种菜园、养猪，奶奶那双曾经裹过的脚在家里转得飞快，过年的时候，更是觉得奶奶就是一个奇迹，她会做米酒、团子、做包子，剁辣酱、晒豆瓣酱和麦酱，还会打豆腐、熬麦芽糖，麦芽糖几乎要熬上一整夜，打豆腐的过程相当复杂，奶奶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帮忙，连把包好的豆腐压干她都能够自己想办法独立完成，她将扁担的一头绑在桌子上，像一个杠杆一样操作就将豆腐中的水挤出来。
我们家的人并不算特别多，村里每个家里平均5、6个孩子，有爷爷奶奶的家庭还可以分分工，没有爷爷奶奶的家庭大孩子带小孩子，女孩子做家务，这些都早已不仅仅是意识控制，而且身体里已经形成了一种记忆。
朱湖人的忙碌服从于季节的轮回，服从于集体的分工，服从于家庭的利益，服从于我们的命运。
很多年后我在一家台湾企业工作，到深圳的分公司讲课，深圳分公司的经理问我：”郑经理，做销售是不是特别辛苦？”
我说：“我七岁开始下地插秧，清楚地记得九岁那年插早谷秧，因为‘不插5月秧’，所以我们必须4月份内把秧插下去，那时正值梅雨季节，我顶着塑料布在水里插秧，腿上全是鸡皮疙瘩，但我既然站在田里就不会想苦不苦的事，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秧插下去。”我跟他说：“除非我选择不插秧，既然我已经站在田里就已经别无选择。"
其实，投入劳动中的人是不会思考苦还是不苦的，反倒是劳动着的人突然闲下来身体可能会产生不适，精神也可能会因为离开某个劳动的集体而产生失落。
劳动是一种生命力，是一种能量，好逸恶劳的人往往是因为无法驾驭劳动本身而产生的一种恐惧，很多时候，这种恐惧并非劳动本身，而是先入为主的内心选择。
在朱湖，在那个人口和庄稼一样疯涨的年代，家长对孩子的行为没有太多禁忌，劳动几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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