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经历皇太极、顺治两个朝代后，对皇权的把控也很重视。希望康熙能够早点亲政，就做了一些助力。
康熙亲政
在孝庄心中，朝中设辅政大臣，不过是权宜之计。她迫切地希望康熙能早日亲政，亲自处理国家大事。
康熙年龄虽小，但早有贤明帝王的气象。刚即位时，孝庄当着群臣的面问康熙：“身为天下之主，有什么打算？”康熙从容地回答：“无他欲，惟愿天下平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孝庄及群臣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
康熙可称得上绝顶聪明的人，既有过目不忘之能，更有非同一般的领悟力，他的体能又极佳，发育比常人要早。
孝庄还欣喜地观察到，孙儿的身上潜藏着比乃祖乃父更强的魄力和胆略。基于这些，孝庄将康熙亲政的日程表提前，在康熙刚刚11岁零六个月的时候，便为他主持大婚，挑选了皇后。
康熙是清朝皇帝中最早结婚的。孝庄之所以如此，还有更深的政治因素：遏止鳌拜专权。
朝中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这四人当中，索尼、鳌拜、遏必隆均出自实力最强大的两黄旗。
两黄旗同时也是孝庄一直依赖的主要力量。鳌拜虽然排在索尼之后，但居功自傲，行事总要凌驾于索尼之上。
索尼虽然德高望重，但年龄已大，似乎不愿意与鳌拜争权，遇事总让着鳌拜，在大事上也往往附和鳌拜。遏必隆实力不及鳌拜，利益多与鳌拜相同，因此也处处附和鳌拜。
只有苏克萨哈与鳌拜时和时离，但苏所掌握的正白旗显然无法与两黄旗相抗衡。如此一来，朝中开始出现令孝庄不安的局面，即：权力越来越集中于鳌拜一人之手。
而鳌拜跋扈惯了，甚至不把康熙皇帝放在眼里，经常在众人面前顶撞皇帝。
鳌拜专权的情况下，孝庄并不出面干预，而是不动声色地实施了两件重大决策。
两大决策分两步走：第一步，让皇帝结婚；第二步，让皇帝亲政。而在第一步中，又隐藏着重要的玄机。
此次，孝庄不再执意从蒙古族中挑选皇后。
满蒙关系已经非常坚固，皇帝不必非娶蒙古族女子不可。当务之急，是要使已经有点倾斜的朝局恢复平衡。
在孝庄宣布挑选皇后的决定后，所有的权臣无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康熙，这里面包括鳌拜、遏必隆等人，也包括平日非常低调的索尼。
孝庄成竹在胸，她没有挑选鳌拜的女儿，因为那只会使鳌拜更加专权，危及皇权。
她选择了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促使索尼一家一心一意地辅佐皇帝。
索尼本人也一改已往的消极态度，开始积极地拥护康熙。索尼的儿子索额图，则在日后起更大的作用。
鳌拜的女儿未曾入选，这使他非常恼火。
他甚至满怀妒忌地与遏必隆一起，入宫“奏阻”。而孝庄在这种关键性的大事上，不做丝毫的退让。鳌拜最终无法得逞。
四辅臣中，由于索尼与鳌拜出现不和，朝局再次趋于平衡。而康熙大婚完毕，就意味着他已经成人，为早日亲政奠定了舆论基础。
康熙四年（1665年），康熙听从孝庄的安排，与赫舍里氏举行大婚典礼。赫舍里氏比康熙大三个月，结婚时确切的年龄是11岁零六个月。
她的年龄虽小，但也是早熟且熟知礼仪的人物。她与康熙互敬互爱，相处融洽；她对太皇太后、皇太后知冷知热，非常孝顺；
她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有宽仁节俭的美德，其品行得到上上下下的交口称赞。康熙非常感激祖母为他选了这一位贤内助。
鳌拜与苏克萨哈本有姻连，但二人由于政治利益的纷争，逐渐成水火不容之势。
苏克萨哈思路敏捷，有才气，处理政务时渐露锋芒。他善于拉拢人才，见有杰出的汉官，不惜倾身折节与其交好。
许多朝臣成为苏克萨哈的亲信。鳌拜对此极其不平，执意打垮苏克萨哈。
鳌、苏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斗，集中反映在“换地圈地”一事上。
鳌拜到处圈地，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圈地”又称“绳地”，就是将长绳系于马的后面，然后纵马飞驰，马所经过的地方，便成为满清权贵的土地，引绳为界，故称“绳地”。
“圈地”本是清军刚入关时一种掠夺土地的野蛮方法，早已废除。鳌拜再次以此抢夺土地，令人侧目。
康熙五年（1666年）十月，鳌拜向苏克萨哈发难，向正白旗“换地”。
鳌拜所属的镶黄旗，入关后所占土地在涿州、保定、河间一带；苏克萨哈所属的正白旗，由于当年首先跟随多尔衮入关，其所占土地在京东一带。
鳌拜提出：将蓟州、遵化、迁安诸庄，改拨镶黄旗；另外圈占民间土地，补给正白旗。也就是说，鳌拜明目张胆地要将正白旗已经开垦好的京东熟地夺过来，成为镶黄旗所有。
苏克萨哈自然不答应，正白旗也不答应。于是，苏克萨哈与鳌拜，正白旗与镶黄旗，双方出现严重的对立，相持不下。
最受害的是两旗的百姓。因为“旗地待换，民地待圈”，老百姓不愿意白干，致使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老百姓失业，苦不堪言。
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以索尼为首，群臣奏请皇上亲政。康熙将奏折留在宫中，对下面的人说：打算再过几年亲政。
这其实是一种试探的姿态。
索尼等再次陈奏，认为顺治皇帝就是在14岁的时候亲政的，现在皇上年龄品德与之相当，天下事务均能处理自如，当然应该亲政。
奏请康熙亲政的人群中也有鳌拜。鳌拜并不希望皇上亲政，他是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
大臣们屡次陈请康熙亲政，康熙均没有同意。孝庄的意思，再静观一段时间。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索尼突然去世，使朝权再次集中于鳌拜手中。
康熙有点着急了，于七月初三，以辅臣多次奏请为由，率辅臣一起面见孝庄，等候孝庄的指示。
孝庄自有主张，说：“皇帝尚年幼，如你们一下子将天下事交给他独自处理，这恐怕不大行得通，缓一二年再奏吧。”说完，她面带笑容地看着鳌拜。
鳌拜显然很乐意听到这样的话，但又不便表现出来，于是说道：“主上躬亲万机，臣等仍行佐理。”孝庄采纳了鳌拜的建议。
七月七日，康熙躬亲大政，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官员上表行庆贺礼，宣诏天下。诏文内容为：“朕承太皇太后之命，躬理万机。
惟天地祖宗，付托至重；海内臣民，望治方殷。朕以凉德，夙夜祗惧。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自料理。
宣力分猷，仍惟辅政臣、诸王、贝勒、内外文武大小各官为依赖。”
这样一来，康熙开始亲政，但鳌拜仍然掌握着辅政大权。
孝庄之所以如此行事，有她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要稳妥地为孙儿的长远前途着想。
她自信，虽然鳌拜在朝中称霸，自己仍有制服他的把握。她要以此让康熙在矛盾中成长，锻炼他的能力，使他真正成为少有的圣贤之君。
康熙亲政时，苏克萨哈对鳌拜有两种心理。其一，他已意识到自己的实力无法与鳌拜争锋。
索尼死后，鳌拜更加锋芒毕露，俨然以首辅的姿态处理国事，处处排挤苏克萨哈。在这种情况下，苏克萨哈应该采取避让的态度。
其二，苏克萨哈对自己的失败不甘心，对鳌拜怀有怨恨。即便自己失势，也要将鳌拜拉下马。
在这两种心理的支配下，他请求朝廷派他前往盛京守先帝陵寝。此举又有两层含义：一、往守陵寝可以避免与鳌拜直接冲突；
其二、可以借此将鳌拜一军。皇帝亲政了，作为排名在前的苏克萨哈可以识时务地放弃特权，你鳌拜为什么不可以呢？
苏克萨哈的举动激怒了鳌拜。他恼羞成怒，走出一步苏克萨哈从没有想到的极端的棋。
鳌拜竟然将苏克萨哈往守陵寝的请求视为大不敬，联合同党，蓄意罗织罪名，决意置苏克萨哈于死地。
鳌拜等人擅自将苏克萨哈抓起来，为其罗织二十四条罪状。苏克萨哈在请求守陵的上疏中，有“如线余息，得以生全”等语，其矛头直接指向跋扈专横的鳌拜。
鳌拜同党虽然拟出苏克萨哈二十四大罪状，但所谓的“罪状”均围绕着一些中性的事实，没有一条是实质性的可以清楚证明苏克萨哈“有异志”的重大事实。
而那些中性的事实，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所有的“罪状”，称得上“莫须有”。
可是，鳌拜就是要以这些“莫须有”为由，要将堂堂的辅政大臣置于死地。
不仅如此，鳌拜还极其残忍地要将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一块肉一块肉地割下来，凌迟处死。
并打算将苏克萨哈其余的六个儿子、一个孙子、二个兄弟，全部处斩，没收家产。
鳌拜的淫威，令朝臣们恐慌。王公大臣们因害怕鳌拜报复自己，也纷纷附和。
刚刚亲政的康熙，对这一事件非常明了。对于鳌拜同党的公报私仇，康熙坚决反对，“坚持不允所请”。
可是，鳌拜竟在朝堂之上，卷起袖子走上前去，与康熙争论，此后好几天不停地强奏，逼康熙让步。
其他王公大臣也在鳌拜的逼迫下，以不杀苏克萨哈就不当官来要挟康熙。
皇帝与权臣之间形成僵持的局面。鳌拜胆敢如此，是因为他背后强大的实力。他压根瞧不起少年康熙，决意在一开始就压住皇帝的气势，使皇帝还像以前一样乖乖地听他的。
年轻气盛的康熙怎能咽下这口气。他一边态度坚决地抵制着鳌拜，一边习惯性地向太皇太后征求意见。
孝庄不动声色地洞察着事态的变化，最后，她语重心长地告诉康熙：现在还不是跟鳌拜翻脸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都应该以国家稳定及长远发展为目标。
要知道，最后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要想成就大的事业，就要能忍一时之气。
康熙明白了祖母的意思。
他定下了铲除鳌拜的决心，但铲除鳌拜应建立在“不伤及大清社稷”的前提下，要一步一步来。
这样，苏克萨哈成为牺牲品，虽然免于凌迟，但最终还是被处以绞刑。
鳌拜等人采取保守倒退的政策，使满汉矛盾加剧，出现不利于大清统治的许多潜在隐患。
由此反思顺治在世时的治国方针，孝庄逐步意识到：儿子生前的许多措施是相当英明的。特别在安抚汉人、重用汉族官吏，吸收汉民族优秀文化上。
顺治的死，令孝庄非常伤心。她曾策划“罪己诏”，作为对“不孝儿子”的责备。但现在，她意识到自己的不当。在她的默许下，康熙皇帝为顺治彻底“翻案”。
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朝廷为顺治皇帝建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中一反“罪己”口气，转而成为歌颂功德的无比赞美之词。
皇考（指顺治皇帝）未诞之先，太皇太后尝有红光绕身，女侍惊以为火，近则不见，众皆大异之。又梦异人授一子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
次日，皇考诞生，宫内红光照耀，香气弥漫，经久不散。……祗奉太祖、太宗成法，治具毕张，敬天尊祖，飨祀亲虔，孝事太皇太后，晨兴问安，长跪受教，披阅章奏，每至夜分。
……我皇考以精明理政务，以仁厚结人心。
法制则细大无遗，德音则遐迩咸遍。故使山陬海澨，莫不覃被恩膏。
东至使鹿使犬等国，西至厄内忒黑、吐鲁番等国，北至喀尔喀、俄罗斯等国，南至琉球、荷兰、西洋、海外等数百国，见海不扬波，咸曰中国有圣主出焉。
文中对顺治的赞美显然有些夸大，然而可以看出孝庄与康熙对顺治的怀念之情。
天底下最伟大的爱是母爱，即便顺治生前再让孝庄操心生气，再做多少背逆之事，孝庄终究不会记恨自己的儿子。
从另一个角度看，孝庄此时的治国主张也在发生潜在的变化：“孝”“仁”“德”“法”这些汉文化中的核心词汇已深入孝庄的内心。
相比孝庄在教育顺治帝上，在教育康熙的治国和其他方面都更加成熟，对康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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