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散论
作者：雷家林
写在前面的话：《中国艺术散论》是我用博文整理的书稿，书稿寄出后，便无下文，因此就分段发在网络上，当时用的分段发的标题是：《家林论先秦艺术》、《家林论秦汉魏晋艺术》、《家林论唐宋艺术》，也就发了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用了《宋画哲学》、《家林读苦瓜和尚画语录》的方式发了一些，现在再次以分段方式发文，让更多的读者共享。
两宋部分（五）词意生活
最难绘的不是形，而是神，没有当时族人的那个感觉，自然无法复制那个时代的风情，得形似容易，得神似难，很多作品可以作放纵的解读，就是只有一幅，永不再来，尤其在现代文明的今天，有手机徵信，机器人恍然就是真人的时代，我们无法有宋朝人那般的心细与手巧，只能把欣赏作为唯一畅快的方式。
“绿肥红瘦”四字在宋画中的美学意义
同时生活在南北宋朝的女词人李清照的诗词的心理有相当的经典性，或者典型性，或者代表性，最为经典的是四个字：“绿肥红瘦。”这四个字的词语恐怕是充满偈言的词语，有关绿肥红瘦的全词是：“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绿肥红瘦是一个女流的心理展示，从小的角度来说是如此，但词的含意却可以放大来理解，而且理解可以因人而异，并没有严格的限定，“绿肥红瘦”此四个字的联袂构成的词是一个有哲学高度的词儿，可以说是易经的生活化，因为红与绿，肥与瘦是对立统一的概念，可以伸展而来，这样就有大小，高低，左右，轻重，强弱，明暗，东西，南北，阴阳绪对立的概述与因素，一种对比强烈的意象与心情，女人如花男人是叶，文艺为花经政是叶，文人若花武者是叶，文明上国是花，野蛮之国是叶，如此展开来思考，一切就显得十分的明晰而透彻。从军事政治的格局上说两宋是花元金是绿叶，宋朝瘦弱与元金的肥膘是公认的格局，这个格局只是女词人四句偈的真实深刻的揭示。
再来说深入一点的是北宋肥南宋瘦，高度文明肥，野蛮文化瘦（这个只是从历史的生存状况与影响力而言的），宋诗瘦宋词肥（这个是朝代艺术繁荣的特点而言的），小到自然界的花叶格局，宋民的心情格局，大到国家的政军态势，历史的影响格局，皆因此著名的四字可以概括得住，形容得了，所以此妙句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词的眼，核心的所在，而且影响到心理代表的层面。再来说李易安的词的风格呈两性包容的趋势，而且她作为女汉子的雄杰刚性风格出现时，会咏出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样男生风格十足的词章，另外她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亦是著名的雄杰句子，这个是在女词人的风格中是肥膘的部分，而“花自飘零水自流”，“不如向，帘而底下，听人笑语”之类，却是瘦弱女子的本色。“花自飘零水自流”，同样暗含“绿肥红瘦”的意味，花红而瘦，水绿而肥，人生如花，转眼成空，水流不息，不舍昼夜。女子如花，宋朝如花，历史的水流却如叶。无情之水，有情之花，对比鲜明，泾渭清晰，皆是绿肥红瘦的含意所在。花太瘦时，是万绿中的一点红，放眼世界的历史，若宋朝这般有文化影响力的文明历史，其实并不多见，这个瘦几分的文明之花却有一种耐久的影响力，它的迹尚存在世界的博物馆内，或者其它场所，散发的魅力与魔力，恐怕难以用言语道尽。
绿肥红瘦是两种心情，两种境界，两种态势，两种结局，两种输赢，两种评价，两种理论，两种梦幻，两种喜好，两种方式，两种态度，两种激情，两种风尚――对立统一也许是老生常谈的词，而且会有点“左”不可耐的词，但用得好时还是真实而且贴近真理。前面说过的南北宋的境界一个恢宏一个局拘，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巍峨大山一个平缓江南，正是绿肥红瘦的对立统一的体现。苏轼的肥瘦理念却也使人折服，他的所谓的肥瘦理念是因为书法的肥瘦风格引起，苏轼云：“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包容的艺术风格在宋朝同样的是效的，而且因为形势，地域的变化而引起的风格变迁皆有其存在的理由。春意的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与秋色的赵千里的《江山秋色图》皆是绿肥红瘦的艺术风格的揭示。《千里江山图》有春意与朝气，不仅仅是因为北宋的作品，体现北宋的格局，还因为王希孟绘制于少年时代，有一种朝气充溢在绢素中，这个与秋色横空的赵伯驹（千里）的作品《江山秋色图》呈现完全不同一个境界，南迁后的画者总有一种失落，这个失落的心境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或者或多的流露出来。王画的心境是喜乐的，赵画心境是凄凉的，这个亦是时代所然，半壁江山，格局弱了，雄杰之气少了，痛楚的思绪多了：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情怀散发出来，画者话也，是以色彩与线条说出你的心情来！
宋画人词意的生活
我们进入这个话题之先，可以先深入的阅读一下宋代词人的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词章的风格与异同：
李清照
宋代的词家中有一位女性，十分的光彩照人，而且被人们说成闺阁中的丈夫，按今天的说法是女汉子的意思，不过愚理解的女汉子，是女生，大汉的子民，有豪气，内心刚强，作风放浪，直爽，不服输，失败不气馁，在乱世中虽然凄苦却能顽强度日的大汉子民（李清照当时国号大宋）。其丈夫赵明诚虽然赢得李清照的姻缘，却在词章上落败，应当是才华太逊于李氏，而且男人在事非圈里，总是麻烦不断，造成李清照无法有安逸的生活环境，这只是小范围的环境，而大环境却是边事不断北宋灭亡而南渡，国家亦不给李清照一个安逸的环境，如此的乱世佳人，靠的是坚毅的性格支撑，不仅在国家的文化资产上尽可能的保护，更重要的活着而做有意义的事，她在词章上发挥天纵之才，抒写一个民族的情感，为一个民族的情感用美丽而凄艳的言词而写照，细腻而不失高亢，悲哀而不失坚韧，读她的词，不仅仅是一个大宋女性的心理记录，恐怕亦是一个在武力上失败的汉民族的心理写照：花自飘零水自流，那不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无可奈何的哀叹吗，一句再简单而明白如话的词句，包含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韶华逝水，同样是一个王朝的滑落。自然历史的规律，一种哲学的思索，在古代女子的思想中，得到张扬与揭示，道出的是男性词章无法道的思绪情感。这可不是无限上刚的说法，当你读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时，知道一个小女子的胸怀，就是一个小小的家庭吗，不然，读过文史的小女子从来就不简单，如果仅秦汉时的英雄豪气还不足以显示她的眼光的话，另一首大家熟悉的“天接云涛连晓雾--”却有鹰瞰的视角，那种由庄子道源的大鹏情怀，却在一个柔弱的小女子口中发出，某些的男汉子，也太失色了。纵观历史的长河，在政治的手腕上，有唐朝的武则天皇，在词章的修炼上，有易安居士，在男性为主流的中国历史社会，女生为大家因为少而成另类耀眼明珠，放出不一样的光芒。 天真浪漫的少女时代的李清照，思无邪的作派容易被人说成无闺蜜态，像小男孩，确实，李清照的大胆作风直接承传汉唐以来的女子风范，并谈不上如何的出格，至因为熟读文史，那种阳刚正气深刻地感染她，使得柔情似水的女子具备阳刚正气，不仅在其词章中天然地流露，亦在其生活的经历中得到真实的体现。好酒时的她象李白，李白其实是个侠客，三尺剑一张琴，走四方写一箩筐的“烂诗”，不能换酒钱，李清照是流落四方同样写一箩筐“烂词”而倒绿肥红瘦的苦水。看看李清照是如何地写自己少年时的放浪作派的： 点绛唇·蹴罢秋千（李清照）蹴罢秋千， 起来慵整纤纤手。 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 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这首词最有意思的还不是前面写她如何的孩子气，而是对赵明诚的爱情情愫：和羞走，自己的罗衣出汗已经湿透了，那身体的曲线也已经若隐若现，在今天说来就是有性感的味道了，还是自己少不妹子的含羞，但最后还是倚门回首，转而是大胆起来：却把青梅嗅，这个意义因为汉语的多义性，亦能当嗅未来情郎的气质解，或者回马枪反观客人（情郎）解。因为青梅后面是竹马，想来李赵两个早已定了情好，看着自己的情郎其实更多的不再是含羞，而是开心，这里面包含未来家庭生活的憧憬，虽然实际的现实却是凄凉一片。 我一直怀疑老赵（明诚）对于李清照又爱又有点敬畏，这个可能是夫人才能过于自己的原因，所以他更期望与小妾一起生活，而李清照不得不多写有司马相如那般才华的文词（幸好自己就是女中的马相如），来博得老赵回顾，这就有了那些情感充沛的词章：
雷家林书画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写得相当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是男性倚声家无法写出的，全词是这样的：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此词章十分的柔美，十分的女性化，尤其是“轻解罗裳”四字，男人为了事业四海为家，女人守家的寂寞是可以理解，尤其是文学素养高，情感细腻的大家闺秀，十分的相思愁绪，确实是如水一般的，盈盈得很，天下女性相思同一理儿，想想远古就有“首如飞蓬”，愁成那个样子，很吓人的，好在男人不在，“谁适为容。”在婉约词中写女性心理杰出的作品当数此首《一剪梅》了，整个是一个男人离家远行的留守女子的自画像，当然是流动的自画像，有情节，有动作，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剧目：李清照独自在一个美丽的莲池里，泛兰舟，随后而登池边的月光充满的红楼，其实也是词章美人的住所，秋日的荷塘莲花开始落尽花儿如细小的兰舟在水中飘流，对应后面的“花自飘零水自己流”。 相思的感觉比人在身边要纯洁得多，少了肉体的内容，多了情感的成分，也造成词人艺术的激情爆发，灵感不断的袭来，妙句不断地涌出，杰出的词章，就是在寂寞中完成的，此词最美妙处还是“花自飘零水自流”，写得十分自然清新，还有末句愁绪的剪不断理还乱，同样“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是让人们记忆深刻的意象，这些正是词章的眼，唤醒处，强化人们印象处，激发人们欣赏处。
这首词也许是写个人情感的词，恐怕是李易安的原意，却有更深的哲学意味，算是无意于乃佳吧。这样千古的爱情兼哲理的词章就横空出世了，而且此词的内涵太丰富了，月满西楼与古人登楼是不一样的情怀，却仿佛有某种交集。这种个人愁绪如果结合后来国家的经历与个人的流落来理解，也许有某种的预言词章的感觉了。 “绿肥红瘦”是李清照经典的词句，这个是写自己飘零妇人在天涯流落的日子的痛定写照，从夫亡到亡国，到再嫁而发觉个人情感被骗，到一场官司，为了亡夫而带着蠢重的文物而南渡，一个小女子的辛酸常人难以想象，但是女子坚毅的个性或者女汉子精神支撑着她，曾经的大宋国民也许是肥的，而今国破而天下瘦，人比黄花瘦几分的社会现实让人痛心，让当时的国民痛心，却有无可奈何，只能在词章中哀怨了。于是词中的个人情感的展示与国家的现实展示达到某种完美的和谐，也使得其词章有历史的深度与阳刚正气，国将破或已破，或只获得半壁江山，仍然要唱那种铁板铜琶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在内心里表示对命运的不服，这个地下的项子有知，恐怕还有那些大宋不争气的帝皇们，为了虞美人们而气短，真的要羞几分啊！ 女子是水做的，而上善若水，因此女子的内心强大有时是男人所不及，晚明的李香君同样在内心上强到其男人，这恐怕是女汉子的真实含义。
柳永：
宋代的皇帝有时看起来不爱惜人才，或者喜欢调戏一下杰出的文人，比如苏轼被宋皇流落了四五番，苏子自己发牢骚说自己的功绩是黄州惠州儋州，其实我不这么觉得，有些文人不适合为治理之官，或者治官人数较多，而诗文之才或者杰出的诗文之才并不多得，让他们在身边或官府，未必是人尽其才，恐怕会浪费其原本在词章方面的天纵之才，所以聪明的宋皇会把他们流放或不急于重用，除苏轼的例子外，还有一个柳永，就是人们熟悉的奉旨填词柳三变，皇帝故意不让他当官，其实是十分的爱惜人才，你到了朝庭与官府，你那些诗文的激情很快就熄灭，还是在你的花柳巷里与你的莺莺燕燕混在一起，多写点香艳的美文与曲子吧，这样宋朝的文化成绩不是更好嘛，所以老子的福祸转换理论在宋帝对文人的作派中能得到很好的体现。看看苏子在黄州惠州儋州写了多少动人的辞赋与诗词，还有朝云的故事，还有中华血脉的流传（余生活在惠州一段时间中，不仅登罗浮山，还寻访一些乡村小镇，曾经看到苏轼后人村落，我想这里不仅仅是血缘的扩散，还有文化的布点，广东画家林墉的夫人苏华女士就认为自己是苏轼的后代），当然在儋州的意义比黄州惠州重要得多，文旌席卷之处，荒蛮变成中原文化之地，足见宋皇的高明，也许宋皇读过过往的中原历史，知道帝国是难以永恒的，上善的是水，是文明是文化，所以看重文化人在边区的成绩，还有文化人在田野的创作成绩（地方小城与帝城相比，其实与乡村无二）。
我们知道文人一旦进入纷纭的官场，原本优秀的灵感会消逝，最有说服力的是“江郞才尽”，江淹未作官前，写出的《别赋》、《恨赋》，那是照耀古今的美文，情感十分的丰富，行文的波澜起伏，用句的精美动人，让人百读不厌的，只是后来没有延续这种态势，是官场的尘俗消磨了江郎的灵感与激情，这应该说是文化历史与江淹本人共同的损失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明白大人（皇帝）的用心，或者放一放你其实是爱惜或者甚至是珍惜人才才对，何况苏轼说话不会转弯，容易得罪人，一旦被朝庭的其它同僚害了，如何是好，其实许多人就以为苏轼当死的，这叫做木秀于林的不安。
柳屯田还真的奉旨继续屯其草根艺术的田地，与什么虫虫秀秀混在一起，唱奶奶的歌词（老王何凭，愿奶奶，兰心惠性--玉女摇仙佩），到头来留下可观的词章作品，确立其在宋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由此看来，宋代的皇帝更重视文化的建设，更重视文化的永恒力量，这也是徽宗那怕是亡国也要把画院办出色的原因。
柳永与李清照--同是婉约词之本色仍然男女有别
婉约词源自隋唐五代花间派，在宋词中成为主唱之风，许多词人欧阳永叔、秦观、柳永、李清照诸人，群星闪耀，与苏、辛等豪放派争日月之辉。柳永词的儿女态与李清照的闺阁态总是有点区分的，香软词的本色，仍然有男女的微妙区别。柳永作香艳的词风，当然是身处烟花队里的环境影响，但他仍是男儿之身，只是体会歌妓的心理微妙，十分的百折回肠，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时的迷朦，香软可人，仍不免于唱“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地理山川历史感慨，这里面仍然有雄壮的因素在，此才是柳永真的本色，男儿本色，而李清照虽然唱“九万里风鹏正举”，此是词，诗中还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铁板雄音，俨然一女汉子，或花木兰从军的作派，那也是其音韵中的变调与异类，而“人比黄花瘦”，“凄凄惨惨戚戚”，“不如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方是其本色的声音。当然在豪放词的大家中，不仅唱“大江东去”的铁板铜琶，同样是儿女情长时而涌出胸中，苏轼的江城子：“明月夜，短松岗”。十分的凄艳婉约，同样是其主体雄壮词风中的另类音韵，其它男性词人的梅兰芳式的妮妮儿女音声，总与女儿真身的李清照、朱淑真等人，有本色上的微妙区别，至少婉约词风中，女性是天人合一，男性是近似天人，总有一分隔的存在，当然作为艺术，高明的近似仍然是十分的动人，情感真挚，是男儿能长征亦能细腻的抒情安乐椅的艺术情愫。
有时杰出的旦角是男儿创造，因此不难看出诗词历史上的杰出婉约风是男性词占了多数，这里面的原因是社会上重视女性文化的人太少之故，或者自从母系社会进入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以后，女性人才实际上被压制，但这不会因此不让李清照这样与社会有点相违背的女性出现，与男子一争高下，在儿女情长的婉约词中水乳交融无间般地获得杰出的词作，而且那些“花自飘零水自流”，十分有韵味的词章，有时是男性倚声家无法作出，此是性别上的优势，或者女性情感上的优势使然，是无法人定胜天的（男性之人与女性之人）。女性写自己与男性写女性的区别是一个是反观自身，一个是对观他身，所以和而不同，同是婉约，有男性之婉约，有女性之婉约，天性是无法替代的，但并不等于说男性个个作苏轼、辛去疾算了，同样女性并非不能唱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只不过要使与词章天然的合一，仍然是男女有别。
诗词与绘画，恐怕还有音乐，舞蹈，全部是宋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并没有截然的分界，一方面绘画作品的出现，呈现在诗人面前时，诗人的诗兴会勃发，同样诗人的妙句甚至整个诗境的呈现会成为画者很好的作品构成，这个当然不是宋朝就开始，在唐朝，诗意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画者同样得善于作诗，而且普通的百姓，皆有诗兴的勃发，人们爱诗，敬重诗人，甚至善意地欺骗诗人为其作诗，比如那个汪伦，就“骗”得在世故中不太清白的李白到他家里来，留下“桃花潭水深千尽，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名句子，在宋朝，许多的体制外的画者，或者山野中的画者，若要被人重视，恐怕少不得大牌诗家词人的歌吟，方得以名传千载，否则只有沉没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而且一个普通的草民若在史上留名，同样因为诗人的手笔，何况画者和他的作品呢。苏门学士们一向就是吟画诗的好手，苏轼论文同之竹，黄庭坚说惠崇山水，皆是重要的艺林史谈，邓椿的《画继》中罗列的一些画者，许多是因为诗人的史料，而不是皇家的史料，比如《宣和画谱》不会列入的草根画者，你可以在诗家的歌咏中找到线索，这样我录几段有关宋诗词家吟画诗：
鄢陵王主簿，未审其名，长于花鸟。东坡有书所画《折枝》二诗，其一云：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为诗必以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如何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二云：“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决时起，众叶纷自举。可怜采花蜂，溃蜜寄两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悬知君能诗，寄声求妙语。”
东坡亦尝题其（李世南）《秋景平远》云：
“人间斤斧日创夷，果见龙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独往，何人解作挂猿枝？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浩歌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山谷题赵宗闵：“省郎潦倒今何处？败壁风生双竹枝。满世阎刘专翰墨，谁为真赏拂蛛丝。”又云：“独来野寺无人识，故作寒崖雪压枝。想得平生藏妙手，只今犹在鬓成丝。”
浮休题其所作《秋溪烟竹》云：“深墨画竹竹明白，淡墨画竹竹带烟。高堂忽尔开数幅，半隐半见如自然。”
倪涛，字巨济，宣和间为都司。一日访其友，戏画三蝇壁间，自题云：“何人刻猕猴，老眼觑荆棘。不如丹青手，快意风雨疾。我穷坐诗豪，九鼎扛笔力，偶然一点污，着纸生羽翼。千言走蚍蜉，宁为寸纸逼。还当写君诗，什袭同藏幂。”
——（邓椿《画继》）
画史上有许多画者连大名皆不知，只有姓，并何职业，那个姓王的秘书善于画花鸟，因为画上有老苏的墨宝而珍贵，而且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句子的诗美学价值高，向来为后世学者重视，自然这姓王的丹青手应当是太幸运了，虽然不知他的真名。至于边鸾、赵昌，当然是画史上有名者，加上老苏一咏，名号就更响了。
画者有自题诗词者，虽然不是特别的杰出，却也反映了宋之画者以诗词为基本的素养。老苏不以画名，但所绘枯木石竹却有郁勃峥嵘之气，自是不凡。黄山谷虽不善画，所书行楷却不泛竹子的意象，亦不泛竹叶的飘动飞逸之势。画院赵院长录取画者，诗意关是必须过的，否则视为庸史而不录。所以宋画以院体为主体，成为一种文人画的基本特质，而工匠性质早已退出主流。应当说诗与画的融合，不只是东方艺术的特例，西方的画者亦有尚诗文者，莱辛在《拉奥孔》一文中曾经谈论诗与雕塑的问题，或者说诗与有形艺术的问题，两者的分别又有某种的关联。但没有象我们中原的画者诗人早，也就是在艺术的认知的成熟度上说，中原人就是相当的领先，文明成熟早，艺术根基坚固，对于艺术的本体的深入到了一个无可复加的层次。
题画诗从宋朝开始，加深了“诗画本一律”的格局形成，两相印证，相互影响与融合，更多的佳诗妙词因为绘画作品的唤起一种兴，灵感，激情，反过来是更多的绘画作品的构思从某诗某词的意象，意境中来。把抽象的言语化为具象的画面。应当说宋朝生活是唐朝生活的一种延续，许多的作风仍然直接源于唐朝，他们的诗酒生涯，美食与茶、花、香、乐诸道，与绘画生活一样，只是人民生活的一个部分罢了，大部分情况下，没有谁愿意作一个专门的画者，而只是一种渲泄，比如李成就耻于有人把他看成一个画师，这让你想到清代的石涛，同样不乐意有人称他画师，而是“摇手非之荡吾胸。”想想唐朝的大小李将军，皆善于青绿山水，相信后世的人，最好别把“将军”二字的名称省掉了，这才是他们父子俩的本业与称号。同样的石涛可能更愿意让人们称他为“禅师”，这算是他不得已的本业罢了。由于唐朝的积累，诗歌大山压得宋朝透不过气来，所以宋人另辟蹊径，在诗歌中引进哲思，或者干脆就多弄点词章。另一方面，唐朝的丰富遗产使宋人的绘画文学性的加深成为可能，这个前朝（不算五胡乱华时代）的宝库就是宋朝人消费的媒介。如此就加深了宋朝所有艺术的文学性。当然前朝的迹是凝固的，化为自己的蝶梦得有自己的匠心与妙手，还有充满活力的心灵，这就是所谓“化腐朽为神奇。”
诗意的生活其实也可以说他们的文学性的生活，这个在东西方有共通的亦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关乎民族的风格，心理结构，在东方地区（包括中原为中心各边缘地带）的民族中，受一种特定地域的文化思想的薰陶，形成特有的向中力的心理结构，往往自由意志少，忠君意志强烈，没有中心自然会有某种失落感，这在儒家思想中表现得异常强烈，但是人们骨子里亦不泛自由浪漫的精神潜质，所以他们又热心在另一场合下潜心老庄的理念，调节正统思想的不足之处。所以这种矛盾心态反映在“济天下”与“善其身”的两难中，或者一种二律背反的悖论中。中原的人们很早就知道世界劫数的问题，所以尽管中原人聪明，能够象达－芬奇一样创造诸多奇巧物件，机械，但是这些并不能让中原人感到欢喜，而是恐惧，或者觉得机心会唤起，本心会沉没，从而失掉了原始快乐的生活。所以中原的历史，实际上是自我延续的历史，避免过快成长的历史，延续不过是拖延下次劫数过快到来，这个有点像是人们打心里就知道和平只是两个战争的间隔，拖延就是为了和平的时间尽可能长一点罢了。
宋代的思想家比如朱熹就象欧洲的那些哲人一样思考一些时间空间的问题，宇宙的边界亦成了朱氏思考的视野，想想康德对于不可知的边界的否定论，不是我们可以认识的范围，天外有天的这个人类无法马上认识的地域，在当时南宋的哲人们意识里，成了一个“为什么”，理学的兴起在这个时机，应当说是中原人民的思绪，不想逃避原本应当思考的问题，因为北方少数族压力的条件下，思想者希望更多更明晰地了解这个仍然混沌的世界。不想知道更边缘的世界，结果是被边缘的少数族或者后来的西方国家逼上必须跟上的路子（这个在清朝后是后话），也就是我们自己不想去想它时，总会有一种形势逼得你不得不想这个问题，关乎民族生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人皆知无所逃的境界中，但是这只是少数智者的事情，或者他们的使命感，大多数百姓仍然愿意不破坏原本的格局，绘者所绘的世界就是他们理想的平和淡远的世界，或者鸟语花香的世界，这个能够让观者的眼充满愉乐与放松，这便是你在阅读宋画中得到的一个总体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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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书画同源，诗画一体，古代的艺术就是说“和而不同”，我们若想与古代比高低，就得仿效古代，在诗书画三者都能够下深入的功夫，这个可是不容易事。但我们可以深入的理解欣赏这些古代的作品，体悟它们的美学与哲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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