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说蕴藏丰富，数量庞大，在这之中，大量“三国”传说以其丰厚的文化背景，显现出夺目的光彩。“三国”传说自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开始流传以来，经过千余年的流变，业已形成数量庞大的故事群体，与之相关的，还有许多以“三国”传说为解释的地方风物，通常我们把这类传说称为地方风物传说（这里借用钟先生主编的1980年出版的《民间文学概论》中的“地方风物传说”分类，因此实际包括了地名、风俗、景观、手工艺等大量传说）。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地方风物传说、与之相关的地方风物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尤其是后两者，并不仅仅是一种单项度的联系，而是在双向互动中加强了地方民众的地方感。下面我们希望能够由较为宏观的层面到较为微观的层面来把握这种关联及地方感的展现，并将较多使用有关四川的“三国”地方风物传说作为例子。

一、 “三国”地方风物传说与地方历史感

        在具体讨论“三国”地方风物传说与相关地方风物的关联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大范围上的历史与传说的关系。历史与传说在民间文艺学界中一向被认为有密切联系，历史性是传说的一大特点。钟敬文先生所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在讨论传说时，大量论述了传说的历史性问题[1](P183—P190，P199—P200)，而程蔷的《中国民间传说》也专门谈论了民间传说与历史记载的关系[2](P9—P11)。同时，历史学界也出于对官方史学的反思，注意到并开始重视民众的口传历史，这样，传说作为民众的历史记忆受到史学家们的关注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传说不是信史，但传说仍然是历史的一种呈现方式，而地方风物传说对地方民众历史感的形成和保持表现尤为突出。

        这里我们对传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实的记录了历史，有多少传说仅仅是一种虚构，一个具体的传说是在什么历史情景下被创作和流传，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观念等问题不作讨论。我们将从总体上寻找历史与传说的关联方式，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三国”传说发生的基础。

        与孟姜女、白蛇传等传说不同，“三国”传说有确切的影响颇大的史实作为生发的基础。我们可以发现，“三国”传说中的人物都是有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作为依托的（从广义上说，三国历史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尽管传说中也出现了一些虚构的人物，更多的还有虚构的事件、故事，但是，这些都是依附于实有人物或者实有事件上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等，都是“三国”传说中的重要人物，而地方风物传说大部分都与他们相关（如《天子城的来历》、《奉节县的来历》等等[3]）。周仓是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然而关于他的传说的存在也是有赖于历史人物关羽的存在。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说，三国历史是“三国”诸传说发生的基础，没有三国历史，所有的“三国”传说都无以立足，其存在也失去了根据。作为大背景的三国历史的存在是产生所有“三国”地方风物传说的基石。一切“三国”传说均以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三国时期为背景，三国人物是所有“三国”地方风物传说中的主要登场人物。而“三国”地方风物所在地的民众则由于这些地方风物的存在而产生悠远的历史感和地方自豪感。

        历史记忆的观点提供给我们一个信号：传说有补充历史、变相记录历史的功能，在塑造和表现地方民众共同的历史感上有重要意义。“三国”传说，尤其是地方风物风俗传说，无疑显示了这一点。目前许多地方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大力开发旅游资源，“三国”地方风物成为颇受瞩目的开发点。许多人为此撰文，力证其家乡有丰富的三国文化。就目前查到的1997年以来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至少就有四川省王联润的《再说刘备葬于成都惠陵》(2002年发表于《文史杂志》第3期)、云南省薛琳的《关于诸葛亮南征的主战场》（2001年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湖北省周立斌的《“刘备城”四怪》（1998年发表于《中国三峡建设》）、重庆市管维良的《刘备葬奉节说置疑》（1999年发表于《重庆师院学报》）等。此外，成都武侯祠还有专门的研究会，镇江等地还有大量的旅游开发计划。这些情况多少说明了当地人对自己地方“历史”的重视（尽管这些“历史”有相当多的虚构），虽不排除官方参与的炒作，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重视是建立在长期以来地方民众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情感基础之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所查到的这些文章，不论作者为个人或者专门的部门，都表现出“自买自夸”的特点，即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出维护家乡地的倾向。许多文章也是针对当地的“三国”地方风物传说来寻求确切的历史文献的证明，比如上述《刘备葬奉节说置疑》实际就是对相关的刘备葬于奉节的传说的反驳，从而支持刘备葬于成都惠陵的传说。类似这种例子还有许多，作者的拳拳地方情表露无遗。

二、“三国”地方风物传说与地方认同感

        一般在讨论传说时，比较容易看到的是传说的解释功能。然而，我们如果尽量多的考察 “三国”地方风物传说，会发现传说与地方风物之间并非只有单向的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而是双向的、彼此作用的，在这之中，民众的地方认同感也得以形成和维持。张紫晨先生谈古代传说与祖国名胜的关系时说，“传说借助名胜而得到各种艺术发挥，名胜因为有了传说而更加著名。”[4]（P89）可惜除此以外，没有进一步更深入的探讨。下面我们将以几个具体的传说为例，对这种关系进行剖析。

        首先要承认的是，不管地方风物传说对地方风物的解释是否正确或属实，它都有解释的作用，而且呈现出可信性，基本是被当作真实发生的事情加以讲述的，这也加强了民众的地方信念。比如，《张飞柏》[5]（P190—P191）、《张飞栽柏》[6](P209—P210)解释了由阆中到成都的古柏道的由来，《泼水节》追溯了泼水节与诸葛亮的关系[7]（P277—P281），等等。这些都为地方风物的存在找到了合理化的理由，也使当地的居民深信这种风物的来历不凡并为其存在而自豪不已。在不同的地方，“三国”地方风物传说可以反映出民众对“三国”人物持有不同态度，对在自己家乡出生、活动的人物，总是比较喜爱。比如，四川境内流传的“三国”地方风物传说以蜀国为主，基本上对蜀国人物持赞赏态度，而对其他们的敌对者则十分贬斥；但在其他地方，如曹操的故乡亳县则流传着赞扬曹操的地方风物传说。由这种褒贬倾向，大体也可看出地方风物传说在民众中流传的地方认同特征。

        除了解释功能，地方风物传说对地方风物还起到了强化作用，使当地民众对这种地方风物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尤其是一些关于陵墓碑碣的“三国”传说更起到了保护地方风物的作用。尽管研究传说的学者指出，传说具有类型化特征，但这并没有妨碍上述强化和保护作用的发挥。以《惩治盗墓人》[5]（P182—P184）为例，这个传说梗概是有两个强盗去武侯祠盗刘备墓，结果被诸葛亮送的腰带变的毒蛇咬死，此后再也没有人去盗刘备墓。从表面看，这是对武侯祠为什么至今保存完好的解释，但深层蕴含着“禁令――违禁――受罚”的结构，是对破坏地方风物者的一种警告。这个传说当然不是史实，但是由于其历史化的表述形式所产生的可信性，在客观上起到了震慑作用，使当地民众不自觉的产生了保护地方风物的意识和行为。今天经过了近两千年的时间，武侯祠不仅被完好的保存下来，而且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这之中不能说没有传说的功劳。《夔州为什么改名奉节》[6]（P309—P313）的作用大致相当，不过又加入了警诫为官者要清廉的意义。

        地方风物传说对民众地方感的强化作用还体现在对一些已经消失的地方风物的追忆上。传说提到的地方风物有不少已经消失，比如一些纪念三国人物、事件的庙宇。《一龙分二虎》开头就说，“从前这胡同（三义庙胡同）当中正对着粮食集的地方有一座三义庙”，[3](P17)这是一种明显的历史追忆，不是对三国历史事件、人物的追忆，而是对地方文化的追忆。正是这种带有追忆性的地方风物传说，使地方文化得以积淀，即使是逝去的地方风物也成为当地人群体认同、地方认同的重要依据。

        由于地方风物传说的流传，一些地方风物（主要体现在一些可以人力加工的建筑等上面）被衍生、建造出来，使当地人产生了“独此一家”的地方优越感。《红关帝庙的传说》、《金脸关公》[3]从其解释的地方风物情况来看，都应当是根据传说对当地原有的关帝庙内的塑像作的变动。而现代社会中，这种打着开发旅游的旗号来依据传说而加造或改造地方建筑的风气更是大为盛行，上述查到的与“三国”文化相关的文章中很多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以四川绵阳来说，绵阳在三国时期称为涪城，相传当年刘备入蜀时与刘璋涪城会于今之富乐山，此山则因刘备当时的一句“富哉，今日之乐乎!”而得名。现在，富乐山仍是当地的重要景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以风景秀美著称，90年代以后则开始大量宣传“三国”文化并修建三国塑像群，当地民众对此也津津乐道，言谈之中颇有得色。尽管这些塑像群已经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风物，但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古代一些地方风物产生的情况大致相近，看到民众地方感逐步增加积累的过程。

        我们再来看看地方风物对于地方风物传说有些什么影响。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传说讲述时仍然存在的地方风物增强了传说的可信性。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类似这样的表述：××到现在还在呢，不信可以去看看。如果说传说是证词的话，地方风物就是证据，提供了可以眼见耳听手摸的见证。这种证据使当地人可以颇有信心的告诉别人：这是我们家乡的特有的！这样，当地人共同拥有的文化成为他们情感联系的纽带。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地方风物为地方风物传说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风物都是传说的产物，恰恰相反，有许多地方是先有了地方风物，然后才有关于这个地方风物的传说。 “三国”传说中这种地方风物传说俯首皆是，而且相当多能够轻易分辨出来。以泼水节为例，《泼水节》[7]中把泼水节风俗的来源归功于诸葛亮，但事实上，这一风俗起源非常早，而且关于它的来源的传说也不止“三国”传说里有，我们现在还可以找到泼水节来源于与魔王的斗争的传说[8]等等。又比如，《刘备庙内为何没刘禅像》[3]明显是武侯祠中刘禅像被后人捣毁以后才产生的传说。关于这点的记载在《武侯祠揽胜》[9]里作出了说明。《关爷蟹》[7]、《朝天门为啥没蚊子》[7]、《楼桑庙的柏树》[3]、《楼桑庙的蛤蟆》[3]等也是据地方风物而附会“三国”传说的好例子。这些传说都使当地民众加强了对地方风物的记忆，增添了当地民众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当他们出门在外时，谈到家乡，这些都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好地方、好特产……

        总之，“三国”地方风物传说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并流传于民众口中，而是与随其产生的“三国”地方风物、地方历史密切相关，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三国”地方风物传说相对定型并在此基础上丰富或发展， “三国”风物得以较好的保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增强当地民众的地方历史感和地方认同感。由此，“三国”地方风物传说成为当地民众之间情感联系的重要纽带和彼此认同的重要依据。

注释：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程蔷.中国民间传说[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

[3]史简.刘关张传奇[C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4]张紫晨.中国古代传说[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5]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上[C].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8.

[6]江云、韩致中.三国外传[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7]董晓萍.《三国演义》的传说[C ].海南：南海出版公司，1990.

[8]雪犁.中华民俗源流集成•节日岁时卷[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9]武侯祠揽胜[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