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也离开我们二三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越来越模糊了，但有些事情和情景，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抹不去，忘不掉，甚至有的还能清晰的还原，如同今天发生的事一样。

       爷爷在我的印象中，个头中等，人很清瘦，眼睛炯炯有神，冬天里总是穿着黑棉袄，腰间扎着腰带，夏天大多穿着件黑色单衣，干净利落，显得很精神，一幅典型的关中农民的模样。

       当我有记忆时，爷爷年龄已经很大了。在我的印象中，家里的大小事情爷爷好像从来不管，全由我父母来作主，平日里话语不多，直到现在，我曾努力回忆，都没有爷爷太多说话的场景，印象最多的是爷爷出门下地干农活，回家吃饭睡觉的样子，周而复始的在我的脑海里重复着。听父母和村里人说，爷爷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过去的农耕时代，耕地播种、犁地套车，拉粪施肥，扬场打麦以及提捶子打胡基，样样活儿都难不倒爷爷，而且爷爷脾气倔，干的活儿追求完美漂亮，容不得别人说一个不是。

       过去的关中农村，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牲口饲养室，队里用于耕地套车的骡、马、牛等大型牲口，都集中在饲养室集体看管和喂养。当时，大型牲畜算是生产队最重要的资产，往往要选择爱岗敬业，勤劳吃苦的人，吃住在饲养室，日夜经管着它们。记得爷爷做了多年的饲养员，常年吃住在饲养室，家里做好饭，得给爷爷送去。小时候，我最爱给爷爷去送饭，因为，饭一送到，爷爷就会蹲在饲养室的坑上吃，我就乘机跑到牲口圈里，摸摸牛的头角，拽拽马的尾巴，玩得好开心，有时候爷爷看到后就对我喊几句，“小心点，别让马踢咧”。等吃完饭，爷爷也不休息，不是给牲口槽里添料，就是给圈里垫土，反正没见闲着的时候。过去，饲养室是小队里最大的公共场所，晚上开社员大会，男女老少都会按时赶到饲养室。只见牲口槽边，圈边地上，门槛上，通道里都坐满了人。一般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这些队里的核心人物，会坐在正中间、我爷爷平时休息的土坑上，讲着有关的会议内容。底下坐的男人们迷着眼睛似听非听，似睡非睡，有的一袋一袋的用旱烟锅抽着旱烟，有的干脆睡着了鼾声响起，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此时，坐在旁边的人往往把睡觉者推上一把，打鼾者猛的一醒，朝四处一看，稍显尴尬之后，没一会儿又会睡着了。女人们是不会空手来开会，往往是手里拿些活来，她们不是纳鞋底，就是缝补衣服，也有的凑在一起，低声说着闲话。等会刚结束，人们就象看戏散场一样，争先恐后朝外挤。毎次散会后，爷爷都会忙活一阵，打扫卫生，收拾被开会者弄乱的东西，然后再给牲口添些草料才上坑休息。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除了当了多年的饲养员外，还在村西沣河对岸的红芋地里看红芋（关中人把红苕叫红芋）。那时候，生产队里往往都种有红芋，到了深秋之季，红芋已经长大成熟，为防止人偷，就在地头撘起了庵子，所谓的庵子，就是用四根木头裁桩，再架上横梁，上面铺上木板、麦苋及席子，最上面再用枝条搭成拱门形，盖上席子及塑料布之类，防止日晒雨淋。庵子一般一米多高，看红芋的人日夜就住这里，既防地湿伤身，又防蛇虫骚扰，同时视野开阔，防偷防盗效果极好。好像每到这个季节，爷爷都会被队里派去看红芋的，他就以庵子为家，一天到晚吃住在那里。我有时去给爷爷送饭，有时候拔猪草路过，都会爬上爷爷住的庵子，玩上一通，很是开心。

       1977年恢复高考，我去西安上学，因老家离城近，每个星期天都回家一趟。有一次，我和同学一起回家里，无意中说了声想吃红芋，只见我爷草帽一戴便出了门，不一会儿，就提着一竹笼红芋回来了。我问爷爷在哪弄的？爷爷说给队长打了招呼，在沣河对岸红芋地里挖的。我知道那几天下雨涨了河水，就问爷爷咋过河的，爷爷说没事，就是棉裤弄湿了点，我低头一看，他的裤子湿了大半截，我的眼晴一下湿润了，后悔不该说想吃红芋的事，省得爷爷不顾高龄，隔河渡水的弄红芋回来。

       还有一次，星期天下午，我正准备出门去学校，看见爷爷坐在门口的门墩上，我打招呼说：“爷爷，我要上学去了”，爷爷说：“等一下”，只见爷爷慢慢的解开腰带，从中取出一个小手绢，包得严严实实，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后，从里面取出五块钱，朝我手里一塞说，你在城里花销大，拿去用吧，我推着不要，说留着你用吧，爷爷根本不听，硬是把钱塞到我手里，而且说，爷爷在家没处花钱的，我顿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想，为这五块钱，爷爷不知道积攒了多长时间，自己硬是舍不得花，给我留下；另外，爷爷知道我下午要走，不知在门口等了多时，就是想把这五块钱送给孙子，这感人的一幕，我终身不忘！

       爷爷去世时，我已在西安上班工作了，没有最后看上爷爷一眼，留下了终身遗憾。后来听父母说，爷爷去世前几天，一直催促我爸我哥，把家里的白菜拉到城里卖了，家里也按爷爷说的办了，天天拉白菜进城去卖，但到爷爷去世前一天，爷爷反常的说，今天不去卖菜了，都呆在家里不要走远了。那天夜里，爷爷睡着后，就再也沒有醒来，安详的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事后我妈说，你爷催着让卖白菜，是怕他走后家里沒埋葬他的钱，那天又不让出门呆在家里，想必是知道他要走了，家里是要有人的。

       这就是我的爷爷，生于1904年，1982年冬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奶奶在我的印象个子不高，身体微胖，脸上的皮肤黑里透红，略有驼背。她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历经千辛万苦，把我父亲和两个姑姑拉扯大。因为解放前后，我爷爷那辈弟兄们分家后，我家一贫如洗，生活艰难，爷爷奶奶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磨难，硬是把我父亲和两个姑姑拉扯成人。父亲这辈，只有我父亲一个男孩，因此，奶奶重男轻女、偏爱父亲、心疼父亲也就不足为怪了。

       奶奶除心疼我父亲外，对我母亲也特别喜欢，婆媳关系十分融洽，这种和睦的家庭氛围，在村里是不多见的。在我印象中，没见过奶奶和母亲闹过一次矛盾。这种优良家风，也一直影响着我们后代，并延续至今。那时候，农村学大寨，讲究大干苦干，男女劳力都要下地干活，家里做饭全由奶奶一人承担，一天三晌，每当我们干完农活，饭已做好，就等我们回家吃了。尽管是粗茶淡饭，奶奶也会变着法子，让我们吃好喝好。

        1971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高中，在离家4、5里路的五星镇上学，当时，学校实行寄宿制，学生每周三和星期天下午，都要回家背二次干馍，学校虽有学生食堂，但学生们为了节省钱，在学校食堂基本上买一些素菜或菜汤，主食就吃自己拿来的馍馍。每到周三和星期天下午，奶奶午饭后就开始忙碌起来，和面揉面，用大铁锅给我烙馍，我也帮奶奶在灶底下烧火。奶奶做饭的手艺不错，有时烙烧饼，有时候烙薄干馍，到校后同学们都比谁拿的馍好，三年多时间里，奶奶给我做的馍，基本上在班里是最好的，一直被其他同学羡慕，我也一直引以为荣。

       后来，我毕业在城里工作了，虽工资微薄，星期天回家，总不忘给奶奶买点吃的或用的，为报答奶奶抚养之恩，每次临走时，就不由自主的给奶奶留点零花钱，奶奶虽不断推辞拒绝，但我还是硬塞进她的口袋里。有一次回家，不知为什么把奶奶土坑上的席边一翻，发现我平时给奶奶的钱都在席底下压着，根本没舍得花。母亲说，你平时给的钱，你奶一分也不花，是给你二姑留着的。那时我才明白，二姑出嫁后，家境一直贫困，加之身体多病，花钱看病买药花销大，因此，奶奶最操心二姑，留钱给二姑也就不足为奇了。母亲曾对我说，其实这也好，你给你奶的钱她虽没花，给你姑她心里也是高兴的，只要她高兴我们就高兴。

       奶奶常年在家辛苦，好像从来没有到过县城，更不用说坐汽车到西安了。有一年春暖花开，我就带着奶奶和姑姑到西安城逛了一次，还去了大雁塔，奶奶是小脚，拄着拐杖，我搀扶着奶奶观景欣赏，碰上一群台湾游客，他们看见这位拄拐杖的小脚老太太在逛大雁塔，纷纷上前拍照不说，还热情的问奶奶高寿？奶奶作一个手势，很有底气的说：八十岁啦！友人又问搀您的是谁呀？奶奶大声回答，是我孙子，友人们翘起大拇指连连称赞，奶奶高兴的合不拢嘴，我想，奶奶的心里肯定认为：她一生的辛劳没有白费，孙子有出息了，领我逛西安城，看大雁塔，村里哪个老人能有这个福份？她一定是感到无比自豪和满足的！

       奶奶是1993年去世的，享年85岁。因为家境已变，经济条件好了，奶奶的葬礼比爷爷的葬礼隆重多了。

       爷爷奶奶一生受尽艰苦磨难，不仅拉扯大父亲及两个姑姑，也为我们这一代孙辈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现在，我们家算是家大业大，人丁兴旺，儿孙满堂，这一切，都源于爷爷奶奶，归功于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不仅是我家血脉的根系，更是我们幸福的源泉。爷爷奶奶含辛茹苦一辈子，没享过几年清福，儿孙们还没来得及孝敬，他们就驾鹤西去了。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时空可以穿越，逝者可以重回人间，我们一定要多尽孝心，让爷爷奶奶好好看看今天的精彩世界，多享受享受今天的幸福生活。真能这样，那该多好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