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开春以来，由于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许多人的收入受到影响。
网络上，关于如何增加睡后收入的文章，每天扑面而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汹涌。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邻居，张阿姨和她的婆婆。
在30多年前，张阿姨和她婆婆就已经拥有了比工资更多的睡后收入。
八十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全部收入，只有一份死工资。
而张阿姨家有政府发的数万元补偿款，包括公私合营的定息，资本家公 公的补发工资以及抄没金条的补偿金。
她们把这笔钱存在银行，每个月领取利息。这就是张阿姨和她婆婆的睡后收入。后来还买了国债；再后来她老公买了几十张股票认购证，成了第一批股民。
九十年代的时候，银行利息很高，三年期年利率10%、五年期15%，还有保值补贴。八十年代虽然利息没有后来那么高，胜在物价低廉和稳定。
这份额外收入，让张阿姨家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单位同事。大闸蟹、刀鱼，在她们家从一开始上市吃到落市；商店里有啥新款的羊毛衫，同事们只要看张阿姨身上就知道了。
基本上每个月总有一天，大概是五号左右吧，张阿姨穿着她的宝屐牌小中跟红色羊皮皮鞋，满面春风地哼着流行歌曲，翻着花样拎着各种糕点糖果回家。
有国际饭店的蝴蝶酥、红宝石的奶油小方、老大房的冰糕，德大的虎皮卷等等，又好看又美味，还散发着高档西点才有的正宗黄油的香味道。
那几年，是张阿姨的人生黄金时期。周围人的羡慕之情，让张阿姨很是满意，也就更佩服自己当年选择结婚对象时的英明。
当张阿姨有机会享受不劳而获的好处时，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在几年前，曾经骂她婆婆的话语。“资本家、剥削阶级、寄生虫”，这些，都是张阿姨曾经对婆婆的称谓。
今天就聊聊张阿姨和她资本家婆婆的故事吧。
张阿姨中等个子，皮肤微黑，颧骨上有几颗雀斑。年轻时，虽然够不上校花、厂花，但毕竟是双十年华，也是有魅力的。
何况年轻的张阿姨长得细腰丰胸、鼻梁高挺，尤其是一双丹凤眼更是顾盼生辉。
张阿姨说她自己作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一员，和老公小董结婚，属于下嫁。
他们是文革时期结婚的。张阿姨说当时之所以愿意下嫁给资本家的黑仔子小董，就是因为她全家人都是工人，受剥削，所以没有房子。
张阿姨娘家房子很小，她的两个哥哥结婚以后，她晚上睡觉，只能挤在父母六平方的房间里头打地铺。侄子出生以后，更是拥挤逼仄。
而董家这个在上海滩并不起眼的资本家即使被抄了家，只剩下三分之一房子，还比她家宽敞很多。
“妈了格×！”，张阿姨一说到房子的事，就激动得忍不住爆粗口，“乖乖！第一次到董家，看到他家的厨房间，居然这么宽敞！比我哥哥嫂嫂睡觉的房间还大！！连得他家卫生间的门都是厚实的柚木做滴!！乖乖！”
看到董家的大房子，她马上就动心了，告诉介绍人，不嫌弃小董是资本家后代，愿意和他谈朋友，帮助他进步。他们是半年后结婚的。
喝了两口冰镇汽水，压了下情绪，张阿姨继续回顾往事，“我和小董结婚的时候，他姐姐已经出嫁了，弟弟是知青去了安徽。”
“住在这么大、这么好的房子里，那时候，我晚上睡觉做梦都会笑哦!”
在一切讲成分、讲出生的特殊时期，还真可以说是张阿姨下嫁了呢！
张阿姨赶上文革，读书不多，她在纺织厂上班，每天走进走出，都是抬头挺胸，自带气场。那时候纺织厂女工工资，比社会上一般工人高。
她性格泼辣，被惹毛了，骂起三字经来，整条长乐街都能听见。她老公爱面子，很怵她；邻居们也只敢在背后悄悄议论。
自从张阿姨嫁到董家之后，再也没有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来找董家的麻烦了。她有句口头禅：“吾怕拉个？吾哪个也不怕！”
张阿姨她很自豪地说，：“我是根正苗红的工人出身!我父亲母亲都是老工人！两个哥哥，也是工人！因此从小到大，无论走到哪儿，都硬气的很！”
张阿姨在纺织厂担任女工委员，工作轻松。
有时在回家路上遇上了，我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张阿姨好。
她心情好的话，会摸摸我的头发，笑眯眯地说:“真是个乖小囡！放学回来别老闷在屋子里，容易闷出毛病来的!”
我还蛮喜欢张阿姨的，觉得她特别真实，喜怒哀乐尽情挥洒，嬉笑怒骂全凭心情。
不知道是因为家里房子小，还是因为家里气氛太压抑的缘故；小时候，我很喜欢去张阿姨家，尤其喜欢听她讲各种八卦故事。也许我骨子里就是个小市民吧。
不管是讲她厂里的，还是她自己家里的，我都喜欢听。她也不管我一个小孩子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反正她讲得时候，眉飞色舞。我听得认真专注，觉得精彩纷呈。
可想而知，那时候的生活有多无聊。
有一次张阿姨说到厂里的一个厨师，嘴唇长得特别厚，她形容说那个男人的嘴唇，如果做成冷盘，切切好装一碟子！简直是张爱玲附身！
张阿姨还喜欢模仿她婆婆，只见她弯腰曲背，眉头一皱，嘴巴一撇，，捏着嗓门，轻声细气地说“不作兴格样子噢!交乖作孽啦!”一口宁波话，活灵活现。
如果张阿姨她年轻时候有机会学习脱口秀，她的人生一定比做女工委员更精彩。
现在想起来，有些内容其实是少儿不宜的；但因为真实，有些事过去二十多年了，我还记得。
当年计划生育抓得极其严格，差不多是头等大事。
张阿姨所在的纺织厂，有三千多女工。为了防止一切计划外怀孕的可能，厂里有各种严密细致的规定，最严厉的处罚是开除。
有一次，张阿姨和我讲她厂里的有位新员工，被高度怀疑“未婚先孕”。
这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第一次听到纺织厂的规定，觉得很奇葩。
后来了解到，当年有许多纺织厂都有类似做法：规定女职工每个月购买卫生用品的补贴费，需要凭例假证明领取。
换句话说，就是女工委员们每个月都要负责亲自看一眼，厂里所有女工的生理期见红月经带。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计划外，意外怀孕的女职工，都毫无例外地被及时发现；由组织安排到纺织医院进行药流或手术。
那次子虚乌有的“未婚先孕”事件，是因为一位新来的女职工，年轻，还没谈过恋爱，又特别害羞。她宁愿放弃卫生津贴，死活不愿意让人查看，才被怀疑未婚先孕。
对于今天的我们，觉得这条规定不可思议。然而，在那时，其实并没有那么突兀。
直到八十年代的时候，上海绝大多数家庭还没有热水器。无论男女老少，想洗热水澡，不是去公共浴室，就是到单位浴室。基本上都是“赤身相见”，毫无隐私，大家也都习以为常，并不认为不妥。
和小董结婚以后，张阿姨在婆家是说一不二。在以前那个特殊的年代，工人阶级是老大哥，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资本家、地主都是夹着尾巴过日子的。
张阿姨的公公解放前是资本家，文革没结束就去世了。66年，公私合营的股息也停发了。婆婆一辈子没上过班，只能靠子女工资的收入养老。
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张阿姨偶尔会迁怒婆婆，说婆婆是剥削阶级，是寄生虫。
可能是董婆婆本身有点耳背，没听到；也许是求太平，故意装聋作哑。反正邻居们很少听到她们婆媳吵架。
张阿姨老公小董平时住在厂里，一个月回一次家。有一次听见了，勃然大怒，就和张阿姨吵。
她老公画图纸是一把好手，吵架哪里会是张阿姨对手!
张阿姨天生声音清脆、口齿清晰，中气又足，吵起架来，那叫一个铿锵有力！和北朝鲜的功勋播音员有得一拼。
既然吵架不行，那男人发急了干脆动手。
那天小董抱住张阿姨的腰，让董婆婆打她耳光。瘦弱的董婆婆估计也是心中憋屈、怨恨已久，还真打了张阿姨一记耳光，力道不大。
“士可杀不可辱！” ，这句话是八十年代流行的评书里面的英雄人物，经常会说的一句话，被张阿姨借用在自己身上。
张阿姨继续说道：“那天我把老太婆骂了个狗血淋头。” 说到激动时，甚至有几颗唾沫星子飞溅到我脸上，头发上。
后来张阿姨大获全胜，她婆婆哭着说“前世作孽!家门不幸!”。 第二天就搬到女儿女婿家去了。
张阿姨从此多了个“雌老虎”的外号。她看上去也不太在乎，进进出出，照样抬头挺胸。反正没有人敢当她面叫。
张阿姨夫妻俩结婚好几年以后才有了儿子，张阿姨全家都稀罕得不得了，是董家的命根子。
1978年以后，国家政策逐渐出现变化；又过了几年，政府开始落实平反政策，补发了很多钱给资本家和曾经被打倒的领导干部。
张阿姨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每个月买很多很多的糕点糖果和漂亮衣服的。
那时候，许多人怕哪天又有变化，有门路的人都在想办法出国。张阿姨公婆家，在香港、法国都有亲戚，她老公的姐姐、姐夫一家三口没多久就去了法国；弟弟弟妹后来去了香港。
社会上，夫妻闹离婚的也开始多了。
偏偏这时候张阿姨的独生儿子得了白血病，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当时儿童白血病的治愈率很低。
亲戚朋友和单位工会主席都劝张阿姨夫妻想开点，抓紧时间再生一个。
张阿姨说：“别说孩子还没有死！还有治好的希望！即便死了，他也是我儿子！”字字句句掷地有声！
这时候董婆婆不计前嫌，和张阿姨夫妻同舟共济，天天去瑞金医院小儿科照料孩子。
所有治疗费用也都是婆婆拿出来的。
幸好孩子最后痊愈了，再没复发。
现在张阿姨儿子是一家香港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管。那是另一个神奇的故事。
那家公司的创始人是张阿姨公公以前公司的襄理。
一九四八年，受老板派遣，拿了金条到香港开路的，慢慢发达起来。
那襄理的儿孙也争气，有在美国创业的，也有来大陆开拓的。
虽然早已时过境迁，襄理一家还算念点旧，愿意照顾下老东家的孙子。
再后来，张阿姨她婆婆中风偏瘫了，家里请了住家保姆负责照顾。
张阿姨刚好退休，她一天隔一天给婆婆推拿、按摩；还每天给婆婆洗脚。
她的贤惠孝顺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亲戚邻居都说董婆婆还是有福气！
“就我婆婆那小体格，八十斤都没得！给她推拿、按摩，就跟玩似的!”每逢有人夸奖张阿姨，她轻描淡写地说：“哪怕一天给她推两次，我都没有关系，一点不吃力。就是老太婆自己吃不消。”
每一次张阿姨干完，董婆婆都会说“小张啊，谢谢侬噢!难为啦!罪过噢!”
而张阿姨满不在乎地回到:“自家人，不说两家话，应该的。”
有时会补上一句:“你现在承认自己是剥削阶级了吧？”。
弄得她婆婆哭笑不得，她还洋洋得意的说给老公和邻居听。
以上是真性情的张阿姨和她婆婆的故事。如果喜欢的话，请留言，我会继续写。
人生如戏，时常反复。
每个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唯有真情最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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