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陈法庆是农民，上过六年学。
1999年开始，
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水河，
先到处投诉，
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
再告省政府，
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
最后干脆自己出钱在《人民日报》打公益广告，
希望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
去真正关心环境。
2006年，柴静见到他时，
他开着一辆满身灰尘的奥迪，
那是他曾经富裕过的证明。
他准备卖了它，成立一个环保基金会。
村里人说，陈法庆给他们办了不少事。
但没人跟他一起做。
为什么呢？
“要忙生活，忙得很。”
“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
“村里人觉得他是喜欢多管闲事。”
“有他做就可以啦。”
最后，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
告省政府没被法院受理。
写给人大法工委的信没有回音。
花在广告费上的钱几乎掏光他全部家产。
陈法庆说：“到钱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来。”
2.
郝劲松说：
“不管你有多强大，包括一个国家部委，
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
你是被告，我是原告，
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
你和我是平等的。”
当时的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
以“公民”的名义打官司。
这场官司关于5毛钱。
郝劲松在地铁站使用了收费厕所，
认为收费5毛钱不合理，
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
列车员说火车自古没有发票。
他起诉了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像这样的官司，他两年内打了七场。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
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但是我不愿意，”
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
我不一定能赢，
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
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
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柴静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
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
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
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
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
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
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
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郝劲松打赢了铁路发票的官司，
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
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
亲自端来饭菜，问他：
“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柴静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
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郝劲松说。
后来柴静采访过一个人，
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
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
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
被判诽谤罪，入狱两年。
柴静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
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
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
他相信了这句话。
3.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名黑人女裁缝。
1955年12月1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
她乘坐一辆公共汽车。
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
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
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这里，
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车上人很多，
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
她拒绝。
当司机要求乃至叫警察威胁坐在“灰色地带”的黑人让座时，
其他三个黑人站了起来，
唯独帕克斯倔强地坐在原位。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者老人，
也许她会站起来，
但这次，
四十二岁的她厌烦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受到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被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5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
组织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路德·金，
日后他得到“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
这场运动的结果，
是1956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
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
美国国务卿赖斯说：
“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4.
柴静后来问过郝劲松：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
“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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