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人生方向盘——记汽车驾驶“技术标兵”邓锡全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此文写于五年前，近期修改并向改革开放献礼）

把握人生方向盘——记汽车驾驶“技术标兵”邓锡全 把握人生方向盘——记汽车驾驶“技术标兵”邓锡全 把握人生方向盘——记汽车驾驶“技术标兵”邓锡全 把握人生方向盘——记汽车驾驶“技术标兵”邓锡全

邓锡全是我的父亲。1938年3月生，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人，二级驾驶员。1957年12月入伍，196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广州军区42军某部防空侦察连战士、汽车教导连教练、师小车班班长等职。1964年1月放弃提干，复员回乡任东莞县桥头公社汽车司机；文革期间曾担任桥头公社工交系统革委会主任。1980年，调入深圳市南头公社任汽车司机。1983年3月，辞去公职自谋职业。 人的一生，创下惊天伟业叫精彩；临危不惧、舍生取义叫精彩；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也同样叫做精彩。邓锡全，这位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老驾驶员，数十年如一日，驱使着滚滚车轮，铺就了自己精彩的人生之路。

一、苦难的童年：艰苦劳作盼长大 1938年3月，倭寇的铁蹄肆虐华北、蓄谋进入华南之时，邓锡全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县桥头乡邓屋村的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作为家里的第七个孩子，他的降生，在给家人带来希望的同时，也为父母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家里没有田地，父母只能租佃土地耕种，养育着八个儿女。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便断了粮，只能向高利贷者借，借一百斤稻子收成时还两百斤。当时流传的谚语说：耕人田地驶人家牛，交了租来吃芋头。一点没错！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六岁开始，邓锡全就开始帮家里放养鸭、鹅，早上和下午到菜地浇水，下田插秧、割稻、收晒、拾牛粪等。一年四季除了冬天，他总是光着身子，晒得像个非洲黑人；冬天，就围个麻袋御寒。由于缺衣少食，面黄肌瘦，肚皮上青筋绽出，瘦的像个猴子一样。童年的邓锡全头脑灵活，顽皮好动，为了填饱肚子，他经常爬树取鸟蛋、捉小鸟，下鱼塘摸虾捉鱼、逮螃蟹、青蛙、田鼠甚至抓蛇来煮食充饥。看到地里长的红薯、萝卜等能吃的东西也弄来吃，象个野人一样。1942年到1944年间，桥头乡一带天花疫病流行，死了很多人，现在那里74岁到90岁的麻子，都是那场瘟疫后幸存下来的凭证。现在想来，能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真是命大。 1942年到1944年，日本鬼子经常在珠三角一带烧杀淫掠，荼毒生灵，国内的伪军汉奸为祸民间也非常猖獗，土匪流氓到处抢劫，老百姓像一盘散沙，自己顾自己，各人自扫门前雪。人少的小村子，天尚未黑就关门闭户；人多的大村往往组织一支巡丁队护村，带着刀枪巡更，按土地面积向各户抽取报酬 1942年到1944年，日本鬼子经常在珠三角一带烧杀淫掠，荼毒生灵，国内的伪军汉奸为祸民间也非常猖獗，土匪流氓到处抢劫，老百姓像一盘散沙，自己顾自己，各人自扫门前雪。人少的小村子，天尚未黑就关门闭户；人多的大村往往组织一支巡丁队护村，带着刀枪巡更，按土地面积向各户抽取报酬，保护全村人员、牲畜和土地上的农作物，如果地里的庄稼被偷，家里的耕牛夜间被盗，就大家协商估价，巡丁照评估价格两倍赔偿。因此，大村相对平安些。 1943年前后，三个汉奸在邓屋村活动被村民发现，全村有力气的男人几乎都参加了围歼汉奸的活动，最终打死了一个，将其沉尸东江；活捉了两个交给东江游击队处理。在这次打汉奸行动中，邓锡全的父亲和几个本家叔伯十分勇敢，冒着生命危险冲在前面，抢了汉奸的三支驳壳枪。村里的伪保长外号闪唃林，召集村民在邓屋村善宝堂祠堂开会，申明为免全村被烧杀，村里决定要把杀了汉奸、缴到汉奸枪的人员连人带枪一齐送交给日本人处理。邓锡全的父亲和一帮同房兄弟立即抵制，有枪的全部子弹上膛，随时准备火拼。千钧一发之际，有人在祠堂门口大喊：鬼子已由北门进村了！霎时间，所有的人都拼命往门外跑。在门口看热闹的邓锡全，也吓得拼命往家里跑。 从此，他一家就开始了逃难生涯。他和八弟在母亲的带领下到外婆家避难，他的哥哥们则疏散到已出嫁的姐姐家，父亲和几个抢枪的叔伯则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每天晚上在新湖园岗碰头商议对策，好不容易熬到日寇投降，全家人才得安然回家团聚。1948年秋，十岁的邓锡全才进入本村善宝小学就读。 童年的生活使他经受了磨练，养成了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乐观向上的品性，家徒四壁的窘境更让他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很快成熟起来。 

二、上进的少年：不断学习求进取 苦海尽头亦有岸，历尽辛酸终尝甘。1949年秋，邓锡全的家乡迎来了解放。1950年起，政府开始收缴民间的枪支弹药等武器。同时，党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八字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逐步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接着开展镇反运动，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特务、恶霸、首犯杀了一批又一批，巩固了农村基层政权，使过去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扬眉吐气，轰轰烈烈地发展生产。邓锡全家的经济生活大为好转，获得了土地，不用交租，粮食自给有余，他的六、七、八三弟都上了学。正在这时候，朝鲜战争爆发，全国人民齐动员，不论城乡全民游行示威，声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罪恶行径。无数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社会各阶层全力以赴支持抗美援朝战争。邓锡全等年纪小的就组织宣传队到农村镇圩募捐，支援抗美援朝，争取早日打败侵略者。 1952年，邓锡全的家乡进行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房屋、耕牛、农具、家私等，生产热情非常高涨，经济飞快发展，物价非常便宜，鸡蛋五百元（注：旧币，一百元折合现币一分）三个，鸡两千三百元（折合现币0.23元）一斤，鸭一千九百元（折合现币0.19元）一斤，花生三千六百元（折合现币 1952年，邓锡全的家乡进行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房屋、耕牛、农具、家私等，生产热情非常高涨，经济飞快发展，物价非常便宜，鸡蛋五百元（注：旧币，一百元折合现币一分）三个，鸡两千三百元（折合现币0.23元）一斤，鸭一千九百元（折合现币0.19元）一斤，花生三千六百元（折合现币0.36元）一斗（约六七斤），在机关食堂吃饭每餐只要四五百元（折合现币四五分）。物质丰富，物价便宜，人民生活相对稳定，社会治安非常的好，小偷小摸的事极少发生，真是太平盛世。 1953年，邓锡全小学毕业后，因家里经济困难，他没有继续读书，回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田间地头的辛苦劳作并没有影响这名热血青年求知的欲望，白天忙碌一天累得筋疲力尽，晚上，他还挤出时间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各种书籍，如《青春之歌》《三家巷》《星火燎原》《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这些书籍在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世界观形成的同时，也为他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营养。 由于当时都是个体单干，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遭遇水、旱灾害只能顺其自然，望天祈福。到了1954年开始有人出卖耕牛、农具等，也有些开始合伙、集资开榨油坊、糖坊、辗米坊等走自发道路，逐渐开始形成两极分化。1955年开始，党和政府发动农民组织互助组、联耕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全面实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此，农村农业生产又开始腾飞，高级社属下划分生产队，生产队有队长、会计、记分员，各项劳动定额，工分由社定，各队按规定定额进行记工计分，有劳力者耕种，无劳力者放牛、养猪，老太太带小孩，男女老少人人有活干，个个能赚到工分，保障了人人有饭吃，个个爱劳动。 在那个时代，能够读到小学毕业，已算得上村里的文化人了。加之劳动积极肯干、性格活泼乐观，1955年，邓锡全被选拔成了一名邮递员，负责李郎乡的邮件投递工作。每天早早起床背着挎包，跋山涉水，一丝不苟地完成各种邮件投递任务。家乡群众对这位不知疲倦、脸上总是挂满笑意的年轻人非常喜爱。在走村串户的过程中，邓锡全对于新中国农村的可喜变化更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是个有心人，一旦看到或者了解到什么新鲜事，便会写出通讯报道，并经常向《东莞农民报》、东莞县广播站投稿，介绍农村的发展情况。他的稿件经常被报刊、广播站录用。每月总会收到七八角到一元不等的稿酬，多次被选为“优秀通讯员”。学文苦读为兴国，尚武从军求安邦。1957年10月，邓锡全怀着对绿色军营的憧憬报名参军。根正苗红、身体健康的他从众多应征青年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如愿以偿穿上了绿军装，成为广东军区42军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向往，他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劳作的故乡，开始了异常艰苦又热血沸腾的军旅生涯。 

三、热血当兵人：苦练内功酬壮志： 部队，是每一名热血男儿保家卫国，放飞激情梦想的舞台。部队是个大熔炉，锻造热血军人；不对更是一所大学校，能让人从中学到书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邓锡全的从军之路，其实也是一条学习之路。在人民军队这所特殊的“大学”，他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头，白天黑夜勤学苦练各种军事技能，积极与战 部队，是每一名热血男儿保家卫国，放飞激情梦想的舞台。部队是个大熔炉，锻造热血军人；不对更是一所大学校，能让人从中学到书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邓锡全的从军之路，其实也是一条学习之路。在人民军队这所特殊的“大学”，他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头，白天黑夜勤学苦练各种军事技能，积极与战友搞好团结。同时，他学习、投稿的习惯仍然保持着，战友们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文章，都不禁惊叹：“我们连队还有一个文人呢！” 青春的岁月是火红的，火红得让邓锡全感受到青春的激情在燃烧；军旅生活严肃而紧张，这让邓锡全真正领略到荣誉、纪律、服从、勇敢……的真正内涵。青春与军旅相遇，注定会迸发出生命中最亮丽的火花！ 一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他被分到连队成为一名防空侦察兵。1958年10月，他又被调入师后勤汽车教导连学习驾驶汽车。由于他思想进步，头脑灵活，身手灵敏，很快成了学习尖子，领导非常重视对他的培养。四个月的培训期结束，其他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单位，他被留下来带刚入伍的新兵学员，领导打算让他做预备教练。他认为自己刚学会开车，技术还差得远，教练之职恐难胜任，就向领导提出，到基层单位去锻炼。后勤车管科长张明信立即表态：你到师后勤汽车连锻炼一年再回来，邓锡全于是进入汽车连锻炼。 邓锡全深知，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驾驶员，必须了解汽车工作原理，掌握汽车维修技术。特别是在那个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年代，汽车质量差，路况又不好，在驾驶过程中瘫痪在路上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且经常是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如果驾驶员不能熟练地掌握汽车维修技术，很难适应驾驶工作的特殊需要。 后勤有个汽车修理所，附属汽车连领导。邓锡全到汽车连后，如没出车任务，他就跑到修理车间去，同修理工一起拆装、清洗机器零件，认真学习维修保养技术。向梁灼标，周伟崇两位师傅要求拆装变速器、离合器、换轴承、油封、活塞等活尽量给他去做，让两位师傅在旁边看，错了就提出来，不错不要出声。两位师傅看他好学上进，都很热情的教他，使他学到了很多维修汽车的技术，成了能驾驶、会维修真材实料的驾驶员，实现了上级提出的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理想，还被评为“标兵学员”。1960年，他被调回汽车教导连当教练，带领四班六位新学员，他教学认真负责，对学员因材施教，充分尊重。练车场上，他深入浅出，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将枯燥的理论变得具体、形象，易于新兵理解接受，深受学员好评。六名学员全部按训练要求顺利毕业，考核成绩全班优秀；搞副业生产，是全连的副业生产标兵班，邓锡全个人也被评为全连的标兵班长，受到奖励。这年年底，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1年，他被安排担任汽车教导连代理司务长，干了几个月，师后勤部计划的穆荣生科长找他谈话，准备任命他担任正式的司务长，他当即回答：“我不愿改行，还是当教练合适一些。”结果让他回原排任原职。他本打算劳动节请假回家探亲并结婚（已登记），当年形势转变，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大战 1961年，他被安排担任汽车教导连代理司务长，干了几个月，师后勤部计划的穆荣生科长找他谈话，准备任命他担任正式的司务长，他当即回答：“我不愿改行，还是当教练合适一些。”结果让他回原排任原职。他本打算劳动节请假回家探亲并结婚（已登记），当年形势转变，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大战在即，师里抽调15台车和司机去支援炮一师，司机要求必须是四年军龄以上的老兵。邓锡全所在的四排四个教练班长全部上阵，都是同年入伍、同在一个连学车、同年入党、提任教练（班长）。巧合的是，四个人都是来自第四排的，四个“同”，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到炮一师后，形势非常紧张，完全是临战状态，一有命令，即刻出发。后来由于美国不支持，台湾方面又得到解放军在东南沿海陈兵百万的情报，不敢来犯，形势缓和了下来。10月，邓锡全所开车辆送广州修理，上级也批准他在这期间回家探亲，并与小学同学东莞师范学校毕业的女教师办了婚礼。 随着形势缓和， 1962年底，邓锡全和战友们调回原部队。春节刚过，他调入师司令部当小车班班长。由于他在韶关患了风湿关节炎，腰骨疼痛治疗一年未见成效，他认为不适合军旅生活，所以提出要求退出现役，当时领导没有同意，提出让他转当车管干部，经他多次要求，医生也向领导建议他回地方调理身体，最后部队领导同意邓锡全复员。就这样，他告别生活了七年的绿色军营，于1964年春回到老家东莞桥头。 回家不久，北部湾风云突变，美国军用飞机侵入我国海南岛、广西沿海地区，形势相当紧张。部队提出要求，让一部分技术兵种的老兵重返前线，东莞县武装部部长莫炳祥找邓锡全谈话，叫他做好思想准备，重返部队当运输排长。他当即表态服从祖国需要，后因形势缓和而没有去。

四、地方好司机：利为民所谋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汽车工业处在起步阶段。车少，会开车的人更少。县委书记才能坐上北京吉普，驾驶小汽车、大货车的驾驶员，也深受人们的尊重和羡慕。当时流行一句话：“广东三大宝：司机医生猪肉佬”，可见司机地位之高。 从部队退役之后，邓锡全被安排担任桥头公社专职司机，驾驶公社唯一的一台40年代生产的旧汽车，为公社运送农副产品、建筑材料、农资化肥等物资。在本职岗位上，他兢兢业业，踏实工作，法定假日、星期天都很少休息，出勤率最高，工作的时间最长，平均每天超过十二个小时，保障行车安全，从没出过任何大小事故，足迹遍及惠阳、东莞、宝安大地的山山水水，每年都是安全先进驾驶员。 在那个车辆旧路况差的年代，邓锡全精湛的修车技术每每都帮了他的大忙。一次，公社派他与农机厂两个人一起去海南接车，那是一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汽车。在他们行驶至阳江路段时，汽车一个轮子掉了下来，附近没有修理厂，车上又没有任何修车工具，他们站在路旁拦车求助，但路过的车辆 在那个车辆旧路况差的年代，邓锡全精湛的修车技术每每都帮了他的大忙。一次，公社派他与农机厂两个人一起去海南接车，那是一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汽车。在他们行驶至阳江路段时，汽车一个轮子掉了下来，附近没有修理厂，车上又没有任何修车工具，他们站在路旁拦车求助，但路过的车辆很少，偶尔有车辆经过，人家也都很忙，没有人停车帮助他们，致使他们不得不在野外道路上蹲了一天一宿，第二天搭车到阳江县城买来工具，自己把车修好。 邓锡全的记忆力非常好，脑子里总装着公路图，他对路线十分敏感，走过的路过目不忘。广州市里和周边县区道路多如蛛网，那是没有导航，地图也是多年没有更新，但邓锡全走过后便记得清清楚楚，从没有迷过路。经过多年的职业磨练，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术本领，同时自觉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和工作规程。不论早晚，只要出车，他都在行驶之前认真检查车况，绝不图一时之快，简化作业。他爱护自己驾驶的车辆就像珍惜自家的财产一样，一有时间就清洗维护。他驾驶的车辆在任何时候都是性能最好的，外表及内饰最干净的。平常他注意与其他驾驶员进行交流，形成了传、帮、带的良好风气。正是因为他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三十多年来，他驾驶汽车从未发生责任事故或车辆责任故障。1974年，他获得了惠阳地区公署颁发的“安全行车十五年（百万公里）以上”奖牌。 值得一提的是，在邓锡全的人生历程中，帮助别人的事情做得很多。有一年，公社一名妇女心存嫉恨，将七八岁的继子砍了38刀，然后上吊自杀。人们后来发现小孩还有呼吸，立即请邓锡全开车送医院抢救。他二话不说，发动汽车以全速送病人到常平，又从常平送到广州抢救，终于挽救了这个生命。 又一次，他正抱着小孩在灯光球场看电影，广播上喊有人找他办事，了解到是某村民的父亲在东莞医院去世，请他开车去拉回遗体。他将孩子交给爱人，立即发动汽车驶向东莞，到医院，死者亲属害怕，都不敢近前，邓锡全勇敢胆大，到太平间找到死者，让其家属抬出放到车上拉回乡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锡全被职工群众选举当桥头公社工交战线文革主任，当时桥头公社划分为财贸、工交两个战线。财贸战线搞造反，斗争批判“当权派”很激烈，而邓锡全所在的工交战线很平静，到了搞夺权阶段时，一些工交的职工说邓锡全是保皇派，不夺权，不搞斗批改。他说工交战线各单位的领导同志都是工农出身，家庭成分、个人历史样样清楚，哪来的走资派？你们谁想当领导就当吧！但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搞坏了将会一身死罪。这样一说，工交系统一片平静，想造反的也闹不起来。 1969年10月，一场风暴又刮来了。为响应毛主席的上山下乡和五七指示，各种报刊大力宣传“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东莞县也掀起了大搞下放之风，不管是知青、无职居民、老人、小孩、弱病残疾者，一律要下放农村去插队，连家庭出身不好的在职工也要下放，这样既影响了工农业生产 1969年10月，一场风暴又刮来了。为响应毛主席的上山下乡和五七指示，各种报刊大力宣传“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东莞县也掀起了大搞下放之风，不管是知青、无职居民、老人、小孩、弱病残疾者，一律要下放农村去插队，连家庭出身不好的在职工也要下放，这样既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又加重了农村压力，特别是粮、油、糖、柴等的侵占，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 运动当头，财贸战线搞得轰轰烈烈，受害群众叫苦连天，暗骂让下放的那些干部不得好死。邓锡全嘴上虽然不说反对，但也没有实际有行动支持，按兵不动，等待转机。当时，由于工交系统没有行动，常被点名批评，当时公社领导在一次工交、财贸党总支大会上点了工交的名，邓锡全即争论说：“你们对中央的政策是怎么理解的？下放的对象应是知青、有劳动能力的无职居民，把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老老小小、老弱病残都推到农村生产队去，这不是加重生产队群众负担吗？家庭出身不好的职工已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无特殊坏表现也没必要下放。”他这么一说，上面的领导都火冒三丈。但是由于参加过东江纵队的老领导县革委会政法委主任莫炳祥非常赞同邓锡全的想法，向他交了底：“那些完全没有劳动力的老人小孩不要下放，你是退伍军人，又是老党员，你认为对的东西，就要坚定地顶下来，不要动摇！”因此，公社领导虽然火冒也拿邓锡全的公交系统没有办法。不久，上级下达指示，凡不符合下放条件的，搞错了的应该据实收回来。搞复户又搞了好几年。由于邓锡全的有力领导，工交系统的职工少了许多折腾。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么大的权力、多么高的地位，而在于能否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群众谋利益、做好事。在历史的动荡时刻，邓锡全这双把握汽车方向盘的手，同样把握住了权利运用的正确方向！

五、创业的中年：特区开拓老黄牛 直到文革结束，邓锡全一直在桥头公社车队工作。他的行政级别、技术等级都比几个同事高。同事们心存妒忌，私下议论，“大家都是开车的，你又不是开飞机、造原子弹的，为什么工资比我们高！”邓锡全和那几个同事既是同年入伍的战友，又是同学，听到这种议论他心里很纠结，加上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作为桥头堡的作用日渐明显，邓锡全产生了离开桥头公社的想法。深圳收容站领导和他关系很好，提议他去收容站当车队队长，位置给他留了半年，因为他的工作出色，公社不肯放行，公社书记多次提出调他去公社开小车。他想，公社书记年龄小，按辈分是侄子辈的，叔叔给侄儿做司机不合适。但是邓锡全要离开家乡的决心越来越大，后来公社书记给邓锡全下了任务：给各村培养至少一名司机，直到他们全部拿到驾驶证，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后，邓锡全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本领交给徒弟们，不仅教他们技术，更教他们做人。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邓锡全带出了二三十名徒弟，现在，只要回到老家，这些徒弟们都会约“全叔”饮茶吃饭聊天。 八十年代初，特区的建设如火如荼，一日千里。1980年，邓锡全终于离开东莞桥头，调往深圳市南头公社车队开车，在车队里，“老邓”的工作态度和开车水平得到了南头公社领导和坐过车的群众的好评。后来，公社车队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组建土石方工程公司，邓锡全负责开拖车。那些香港师傅一下 八十年代初，特区的建设如火如荼，一日千里。1980年，邓锡全终于离开东莞桥头，调往深圳市南头公社车队开车，在车队里，“老邓”的工作态度和开车水平得到了南头公社领导和坐过车的群众的好评。后来，公社车队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组建土石方工程公司，邓锡全负责开拖车。那些香港师傅一下班，就将拖车开到西丽湖玩，而且不注意保护车辆，经常发生拖车轮胎扎破或机器坏掉的事情，总让他去修好开回来。邓锡全不能容忍，就转去开泥头车。香港老板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要求司机多拉快跑，一辆核准10多吨的泥头车，往往要装上30吨的货物，致使大卡车摇摇晃晃，非常危险。汽车钢板断了，公司要求断三片才能换，邓锡全十分生气：“这样搞不是要司机的老命吗？”  为了减少行车费支出，公司经常让司机夜间行驶，又不办营运证，不买养路费，交警发现后就要扣驾驶证，造成司机经常违章，为此，邓锡全经常向老板提意见，敦促老板在注重经济利益的时候，首先要注重驾驶人员的安全。然而，老板置若罔闻。无奈之下，他消极怠工甚至罢工。香港老板极为不满，要炒他的鱿鱼。中方领导向香港老板说：“你炒老邓鱿鱼炒不动，他是三朝元老，技术过硬的老党员，又是老职工，老退伍军人，他炒你的鱿鱼很容易。” 1983年时，邓锡全由于看不惯香港老板的管理风格，主动申请退职，放弃职工身份，与朋友合买一辆大货车搞运输。其实，之所以独立创业，邓锡全也是另有苦衷。当时，四个子女都在读书，大的读大学，最小的读小学。凭借他和当教师妻子的微薄收入，经济上总是捉襟见肘。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他也需要辞职下海，闯荡那个前途未卜的个体运输业。 万事开头难，在他们刚刚创业的第二年，就遇上了运输业的萧条时期，合作伙伴此时也移居国外。当时，运输货物每吨一公里0.25元，但有时每吨公里0.16元的生意也得做。在1984、1985年最萧条的两年里，邓锡全赚到的钱是很有限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度过了1984、1985难关之后，邓锡全终于迎来了运输业的黄金期。他驾驶着自己的日本进口五十铃汽车，足迹遍及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江西、海南等省市。有时要一个人单枪匹马连续行车几昼夜，连续一个月不回家。一次，他独自从浙江拉回一批蛋鸭，为了赶路，他连续驾车两天两夜。谈起这次疲劳驾驶经历，邓锡全至今心有余悸。又一次，邓锡全驾车为客户运输一车七八吨的水果，从普宁到湛江1100多公里的路程，全部是高低不平的砂土路，连续跑一天一夜不睡觉，中途很少停车。运完回程顺便捎些零货，一个月能赚近四千元。而爱人在学校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干，一月工资才一百多元。在运输过程中，像这样的经历比比皆是。凭着军人的坚强毅力，邓锡全克服了重重难关，用自己宽厚的臂膀，擎起了家庭的蓝天。

六、老有所乐：家人平安享天伦老有所乐：家人平安享天伦 在邓锡全为了养家糊口东奔西跑之时，他爱人也在家中承受着生活的巨大压力。一边到离家几公里远的学校给学生上课，一边又要照料四个未成年的子女。那个时候深圳只有一条柏油路，其他的都是泥土路。每天走路上班需要另外带着一条裤子，因为走水田路，裤子常常被弄湿。这样的路每天要走两个来回，其艰辛不亚于邓锡全的劳顿奔波。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相濡以沫，共同抚育了四个子女。邓锡全的孩子们都记住了父亲的口头禅：“不贪便宜不会吃亏”，“手中有绝活，去哪都能过”，“做人忠直，不会乞食”。 大女儿本科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后又在职完成华中师大研究生课程，现在担任深圳市平山小学校长，在教育战线上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儿子开车很有天分，一摸就会，开泥头车、货柜车，样样都行，继承父业当了司机，另外两个女儿也都是单位里的业务领导，手下管着一批人。子女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事业有成，孙辈们也都爱学习，有的已经学业有成。一家人都生活在深圳，节假日聚一聚，生活和和美美。1992年至今，邓锡全早已不再驾驶车辆，退下来专职照料孙辈，享受天伦之乐，为子女解除后顾之忧。提起当年抚养四个子女成长的艰辛，邓锡全仍历历在目。 几十年风雨同舟，凝聚成了邓锡全夫妇的鱼水情深。他们都是平凡人，做的都是平凡事。但正是这份平凡，传承着中华民族勤劳善良、勇于担当的美德。邓锡全以他对中华传统独特的感悟，在近八十年的生活中，把握住人生的方向盘，带领着自己的家人，影响着身边的亲朋，不断朝着认定的目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