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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总裁雷军说：站在互联网的风口，猪都能飞起来。互联网的发展，似乎给人创造了无限的可能。虽然你不一定是互联网那头会飞的猪，但像猪一样从互联网中觅食（如做微商，当网红），或者不觅食，在互联网中晃荡晃荡，找一处沉睡的地方还是可能的。整天刷刷朋友圈，晒晒自己的生活，甚至把自己但凡有点关系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拿出来晾一晾：“看看我的生活多么丰富多彩”、“看看我的孩子多么漂亮聪明”、“看看我的工作多么努力”……,正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一只只沉睡在互联网中的猪，互联网才会变成了猪一样的互联网。
雷军同志说得没错哦，站在互联网的风口，猪都能飞起来，但飞起来的猪往往都是没脑子的猪，如果哪天这个世界风停了或风小了，互联网摔下来的虽然不全然是猪，但也是被摔醒而变成了人的猪。因为，猪的命运在成为猪的那一天起就已被注定了：养大就是为了被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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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说，或许会得罪很多的人，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很多人（当然包括我）长的就是猪脑子。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就是猪脑子。
记得很久以前有一句很有名的广告词:我的世界我做主。似乎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都可以做主。但事实上你的世界你能做主吗，或者说是你做的主吗？我看不见得。先不说，你是不是有钱，能不能做到财务自由，就是你很有钱，实现了财务自由，那又怎么样，只要你还在这个世界，还要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就很难做到“你的世界你做主”。英国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说：“只要人与人之间还有交流，共同价值就是必需的。只要存在共同价值，就不可能说一切都是由我来创造……，因此浪漫主义必定以某种精神错乱而告终”。所以，所谓“我的世界我自主”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事实上，你的思维早在你所谓的“做主”之前就已被“绑定”了。先不说你的父母教育你要识时务，少管闲事；你的老师教育你要勤奋学习，光宗耀祖；你的上司告诉你要爱岗敬业，争取升职。等等这些都是明面上的，看得见的“绑定”。还有很多你防不胜防，悄无声息“绑定”，往往让你难以觉察。比如说广告。你也许会说，不可能吧，我对广告不仅不信，而且还很反感。但事实上你所谓的不信和反抗只不过“半推半就”而已。难道不是吗？如果你想买手机的话，你首先想到肯定是哪个广告曾经见过的品牌，如果你想买车的话，更是让你难以抉择，因为你在广告里见到的品牌太多。
很可怕吧。还有更可怕的呢。现代广告与传统广告最大的不同是，传统广告宣传的大都是产品的性能、特点和优势，而现代广告一上来就带有价值判断，就是用断言式、重复式、传染性的语言将一次简单购物行为上升为你的人生理想、生活追求，好象你不购买他的产品就是失败的人生、悲惨的人生似的。如当前比较流行的某款高档服饰品牌的广告词就是“某某品牌，男人的某某”。整得好象你不买他的衣服就不是男人似的。因此，这种带有价值倾向的广告在围猎你的同时，还不断敲打你那脆弱的内心，让你焦虑不安，似乎只有购买他的产品才能获得自我存在的安全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奢侈品在中国会卖得特别好。这个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品质有多么好，性能有多么高，真的物有所值。而是人有所值，因为它们已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特别和你联系的圈子里的人都在消费它们，你想获得认同，取得与圈子里其他人的一致性（弗络姆语），维系你在圈子里所谓的身份，就不得也消费它们。这也可说是维持你身份和阶层地位的一种成本（所以如果你观察仔细的话，你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基本上同阶层的人穿着价位基本相同的衣服，开着价位基本相近的车，甚至连孩子上的都是基本相同的学校）。因此，现代广告，就是先告诉你什么是对（建构选择的前提）的，而后又告诉怎样才会成为对的（引导你选择），从而实现对你从思维价值绑定向商业利益宰割的成功转换，如果配以所谓的成功人士或者虚构的成功人士（如网红）现身说法，先通过带有鄙视你low的眼光告诉你什么是你应追求的生活，而后再展示他（她）现在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你所能选择的就剩下身首异处，跟着他走了。这也就是现代营销，特别是所谓的IP营销最核心的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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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世界上绑定你思维的不仅有广告的狂轰乱炸，还有那些站在你社会价值排序前面的上位者（如那些形形色色所谓的专家和理论家）影响的潜移默化。传统中西方文化最大的相通之处就是都喜欢将个体的命运交由所谓的比自己高尚的人主宰。孔子所希望的是建设一个仁者当政的国家，柏拉图认为最理想的统治者是德智兼具的哲学王。于是，我们想当然地以为领导者都是有德有能之士。谁敢犯上作乱，挑战的不仅是领导者的权威，还有我们这种想当然的智商。所以，在一个单位里跟上司作对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很难博得同情和理解，这里面除了有明哲保身的因素外，最主要原因是他所挑战的是一个单位最高位阶的价值系统引领者，人们是很难接受自己内心长期以来形成的理想形象受到破坏和攻击的，因为在我们的思维里天然的认为“领导会有错吗？要错都是下属的错”。这有点极端，但却是不得不说的真相。同时，作为领导者，他（她）也不仅希望从权力上控制你，更喜欢从精神上影响你，对于领导者而言，最在乎的不是什么时候成为了你的领导，而是什么时候成了你观念的主导。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领导者都喜欢好为人师，喜欢开会，喜欢讲话的原因所在吧。因为话语权才是领导最重要最核心的权力，也是领导者最看重的精神权力，有时甚至比物质权力还重要。所以，哲学家赵汀阳说，对于政治领域，精神权力才是权力运行的最高境界，而精神领袖则是一名领导者的最高追求，甚至是终身追求（一些学历不高、文化程度偏低的企业主发达之后想方设法到名校深造、加幅眼境也与这个因素有关）。因此，不能以经济人假设，即以获得的物质多少来衡量权力拥有者的理性，而要以政治人假设，即既以获得物质，又以获得精神影响，如放弃某些物质利益以增加权威来衡量权力拥有者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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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广之，如果我们从思维的角度透析“恶人先告状”的话，很多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恶人之所以要先告状，他（她）们的目的无非就是通过歪曲事实，将价值判断事先植入那些不知道真相人们的思维系统，从而构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环境，让作为好人的你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诉。这是人性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剧。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说，“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因此，思维被绑定，人生他做主，事实就是这么简单，有时只是你不愿承认而已。
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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