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详见第十五章）结束，英国永远失去了美洲的殖民地。这时，假冒茶叶和走私茶叶愈演愈烈，俨然瘟疫。英国首相威廉·皮特痛下决心，颁布了《茶与窗户法案》，将茶税税率从119%骤减至12.5％，财政收人的损失通过窗户税（按每户家庭的窗户数量征收）得到弥补。
法案的出台对打击走私可谓立竿见影，通过海关进口的茶叶从1784年的五百万磅（约二千二百五十吨）猛增至1785年的一千三百万磅（约五千八百五十吨)。后来英国卷人了反击拿破仑的战争，再次将茶税税率上调至90％。但受到《茶与窗户法案》的致命打击后，走私者的元气再也没有恢复。
终身以报道茶新闻为业的记者丹尼斯·福瑞斯特在《英国人的茶》一书中记载：“我们终于告别了茶叶走私分子，或许为了庆幸正常茶叶贸易的到来，还会冷不丁冒出一句‘谢谢’。得益于贸易公司坚持不懈地默默进取，也得益于茶税的大幅下调，饮茶的风俗传到了联合王国最遥远的乡村，为生计发愁的人家也能喝上几杯热茶。”
假冒茶叶却依旧层出不穷。
1725年，政府出台了第一份打击假冒茶叶的法案，即《英国伪茶法案》。
1730年，任何在茶叶中掺杂山茶叶、糖、糖浆、黏上甚至木屑，却以“正宗茶叶”出售者，都会被处以十英镑罚金。但假茶依旧屡见不鲜。
据估计，1777年前，英国每年销售的一千二百万磅（约五千四百吨）茶叶中，约有二百万磅（约九百吨）掺杂了各种树叶，包括黑刺李、接骨木、山楂、白桦、白蜡树等等，“毁坏了大片森林和灌木丛”。为了严加惩戒，政府甚至加盖了监狱。
理查德·川宁在《茶与窗户法以及1784年以来茶叶贸易之回顾》一文中，对这种下流的造假行为作了详细记录。
一位先生曾对茶叶造假作了详细调查。我从他手里拿到了有关生产过程的资料，在此将其公布于众。
在红茶中混入白蜡树叶，生产伪茶的工艺：
将白蜡树叶归集到一起，在太阳底下晒干后再行烘烤。接下来将树叶摊在地上，用脚踩碎后过筛，倒入硫酸亚铁和羊粪。随后，摊铺在地面晾干，就可以用了.......方圆八到十英里的小村庄里一年大概能生产二十吨左右，精确的数字很难核实。
18世纪时，英国人对红茶和绿茶的钟爱程度不分伯仲。茶盒里通常都放两罐茶叶，一盒标着"B"，是武夷茶（红茶），一盒标着"G",是绿茶。
后来，英国逐渐成为一个只喝红茶的国度。个中原因，人们至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红茶性暖，更适合英伦岛上阴冷的气候；有人认为英国人本性上更喜欢味道浓烈、芳香馥郁的红茶；有人认为奶和糖加在红茶中更有味道；也有人认为红茶比绿茶不容易掺假。欧洲和美国的茶客认为，上等的绿茶应该泛一点浅蓝色。
不法商人在这一点上动起了歪主意，他们试图给劣质绿茶染色，最常用的染料有普鲁士蓝（亚铁氰化铁）和铜绿（即室外雕像上的铜锈，是有毒的化学物质）。
1830年，有人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揭露夺命的掺假和慢性中毒：茶壶与茶瓶中的病魔》。书中，作者列举了茶叶中掺杂的各种假货，并断言这些恶行都是由“创世纪前日月的兄弟”（即中国人）干的。而当时出版的另一本小书，罗伯特·福钦的《中国茶区探访录》则详细地记述了东西方沟通中经常出现的误解。福钦记录了中国茶区将绿茶染色的过程，即在最后一次烘烤前五分钟，加人精细的普鲁士蓝和石膏粉的过程。福钦写道：
我不禁要想：在茶的味道得以调整，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得到改良的时候，如果喝绿茶的茶客在现场，会是怎样的情形呢？.......（中国的）茶农们也承认，没有任何添加的茶叶品质更好，他们也从来不喝染色的茶叶。不过，他们又补充说，洋人似
乎更喜欢茶叶里混一点普鲁士蓝和石膏粉，以使茶叶看起来质量更好一些。考虑到这些添加剂价格便宜，中国人当然不反对这么做。重要的是，这样的茶叶能卖更好的价钱。
随着英国人逐渐摒弃绿茶，红茶消费稳步上升。
评论员伊萨克·伊斯雷利如此评述：“这一伟大植物为人们接受的过程，宛若真理的形成。一开始总是无人问津，尽管对少数有勇气尝试的人来说是甘之如饴；在推广过程中还会受到人们的抵制；在名声渐渐大起来时人们还会诋毁它；最后自然会以胜利告终，从宫廷到乡村赢得喝彩一片。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光阴分分秒秒的努力，当然还有茶的品质。”
在工业革命时期，经营不错的工厂老板会给工人提供一段时间喝茶，让工人在长达十四小时的令人麻木的重复工作中得到片刻休息。有人认为，工业革命的实现，茶实在是功不可没。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茶，工人们将无法忍受“撒旦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另外，茶还有一定的杀菌功能，如果没有煮开的茶，从乡村移民到城市的大批工人在拥挤的厂房里劳作，可能会引起灾难性的瘟疫疾病。
在俄罗斯，对于过度依赖酒精、喝得酩酊大醉的嗜酒客来说，茶也是一剂良药。英文“禁酒"(teetotal)一词似乎把茶和戒酒联系在一起了，但《牛津词典》认为teetotal的第一个音节应该是teet。《牛津词典》还指出，teetotal一词！
1834年诞生于禁酒运动的源普雷斯顿。
1833年圣诞节，普雷斯顿举办了盛大的茶会。
巨大的茶锅能盛二百加仑（约七百六十升）茶水，完成戒酒的四十人穿着印有“戒酒”字样的围裙向参加茶会的一千二百人端茶送水。随着戒酒运动的不断壮大，类似的大茶会在全国各地的工业城镇上演，嗜酒者在茶会上发誓戚酒是必演的节目。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名著《匹克威克外传》中通过对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布力克街分会的辛辣描述，对这一戒酒运动的实际效果予以无情披露。
英国人在安排家庭生活上有着非比寻常的天分：温暖的拖鞋、壁炉里“毕剥”作响的炭火、舒适的靠椅、不忍释手的书卷、和睦相处的伴侣，还有一壶滚烫的武夷茶，都是英国人用来消除人生中的不安定进行的高雅的尝试。这种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天分或许可以看作帝国殖民开拓伟业的副旋律，也可以视作亲人远行、肠断惜别和盼亲人归、望眼欲穿的配乐曲。这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期盼激发了诗人威廉·古柏的灵感，创作了著名说教长诗《任务》。
1783年，古柏和玛丽，恩明居住在伦敦北郊五十英里（约九十公里）外的小镇奥尔尼，生活安静而恬适。邻居是一位安娜·奥斯汀夫人式的女士。傍晚时分，三人经常围坐在一起，朗读、闲聊、歌唱。某晚，“奥斯汀夫人”突发奇想，要古柏以沙发为题写一首无韵诗，这便是古柏著名长诗《任务》的由来。诗中写道：
拨旺炉火，锁紧百叶窗，
垂下纱帘，沙发围成圈。
茶汤已沸，茶釜丝丝响。
水汽升腾，茶杯轻轻碰。
茶水浓酽不醉人。
让我们双手拥迎，
平和的夜晚即将来临。
帝国的茶叶需求量还在不断增长。
1793年，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作为英国的第一任使节前来中国，期望中国减少贸易限制，请于长江口的岛上建立一处贸易站，在北京开设使馆，并准许传播基督教。
由于马戛尔尼拒绝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特使来华一无所获。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乾隆帝自信满满地写道：“（天朝）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英国使团离开北京后，走陆路南下广州。马戛尔尼记载，使团行经中国的产茶区时，“总督大人特许我们带走几棵茶树苗。树苗根部裹着一大坨泥。我非常中意这些树苗，会设法把它们带到孟加拉去”。至于茶树苗的最后下落，史书上没有记载。但使团采集的茶树种子确实逃到了那尔各答的植物园。在著名自然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的悉心照料下，种子顺利地发芽生根。
1861年，英国国王再次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阿美施德为正使，依旧一无所获。回国途中，船只“阿尔西斯特”号在苏门答腊触礁沉没，所幸乘客无一伤亡，但带上船的茶树苗一棵也没有留下来。
19世纪前十年间，在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中，中国仍然享受着二千六百万美元的巨额顺差。
1800~1816年，走私鸦片维持在每年四千箱左右。
19世纪20年代，印度东北部帕特纳地区和新德里以南马尔瓦地区的鸦片生产商展开激烈竞争，鸦片价格陡降，中国的鸦片消费迅猛增长，到1830年已达一万八千七百六十箱。
1828~1836年，非法的鸦片贸易日益猖獗，中国遭受贸易逆差三千八百万美元。大量白银因此从中国回流英国，鸦片成为19世纪最具价值的商品。
教士和《泰晤士报》等各大报刊对这一并不光彩的生意予以道义上的强烈谴责，后来就任首相的威廉·格莱顿在日记中坦承：“对于我的国家向中国实施的罪恶行为，我深为担忧，上帝会因此惩罚英格兰。”
当然，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远没有像反对奴隶制度那么强烈。鸦片贸易史上无法遗漏的人物威廉·查顿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以嘲讽的口吻描述了当时鸦片舨子的境况：“除了茶和滚滚财源，善良的英国人再也想不出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东西。然而，不事声张地获取茶和白银，就有自甘没落之虞。”
在中国，在有关鸦片贸易的论战中，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一派认为这有利于政府加强对贸易的控制，充盈国库收人。主张道义的一方则认为，鸦片贸易完全无视法纪，但这还不是禁绝鸦片的唯一理由。御史袁玉麟指出，如果整个国家沉湎于鸦片，其害将“伤我心腑，毁我家园”。
1838年7月，刚正的孔门后学，年仅四十七岁已官至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痛陈鸦片流弊之害，强调对吸食者予以惩戒，令其戒瘾。皇帝为林则徐的严词打动，任命林为钦差大臣，并委以根除鸦片之害的重任。
昼夜兼程两个月后，林则徐从北京到达广州。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下达命令，要求广州的洋商将手中鸦片如数上缴官府，并提醒他们天朝一无所缺，洋人生活中却不能没有茶和大黄。亚瑟，瓦利在《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一书中记载：“中国人普遍相信，西洋人。
特别是英国人，如果没有大黄，便会因便秘不畅而死。我想这一说法可能是有点根据的。
19世纪早期，欧洲人都有春天通便的习俗。大黄是泻药中必不可少的一味。”洋商和林则徐互不妥协。后来，林则徐意识到，只有茶叶对西洋人来说不可或缺。他把广州城内的洋人扣为人质，强令他们交出鸦片。
消息传到澳门，英国首席商务监督义律下令将军舰开往香港，本人则前往广州，要求英国的商人将鸦片如数交给中国官府，并向英国政府要求全额赔偿。由于清朝政府打击鸦片贸易，广州的英商已经连续五个月没卖出一箱鸦片，得知义律的指令后，英商自然一一照办。旗开得胜的林则徐每天坐在凉亭中，指挥焚毁数千箱鸦片。这些鸦片在焚化池中与石灰混在一起，焚毁后又顺着潮汐流入大海。
情势日益恶化。9月4日，鸦片战争正式打响。由于英军舰船遭林则徐的军队拦阻，无法正常采购补给，遂在香港九龙向清军的一支水军分队发动袭击。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在强弱失衡的双方之间展开的。英军舰船绕过广州，沿海北上，试图攻占长江口的舟山诸岛。
1840年夏，经过短短九分钟的炮轰后，英军便轻松占领了岛上港口和码头。由于清军在战争中溃败，林则徐被革职查办，后被流放中国的新疆地区长达四年。
1841年1月20日，新任两广总督琦善与义律进行谈判。琦善在对方的威逼下，同意割让香港作为补偿，义律则同意将舟山归还中方。清廷对琦善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大为震怒，将琦善锁拿解京。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对义律未经授权、擅自订约甚为不满，决定由璞鼎查接替义律的职位。璞鼎查率二十五艘战船、十四艘汽轮、九艘补给船于1841年8月抵达远东。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新占领舟山。10月1日，英军占领舟山；10月13日，英军占领宁波一一一与舟山一水相隔的重要港口。
为抗击英军，皇帝任命堂侄奕经为扬威将军，率一万二千名标兵、三万三千名募勇到杭州督战并夺回宁波。这位工书善文的将军（曾任内阁学士和护军统领）对于领兵打仗却一无所知。在奕经率领的军队发起进攻前一个月，一位知名画师前来祝捷，他用北宋时期工笔画法绘制了一幅大捷凯旋图，而奕经一连几天都在苦苦思索仗打完后如何写告捷文书。
发起进攻的时间是由奕经在梦中接受神谕后确定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初十。发起进攻当天，大雨倾盆，道路泥泞，奕经留下了百分之六十的兵力作为随扈保卫，冲上前线的是七百名四川募兵，但将士们很快便倒在血泊中。经过长江沿线的战役，中英双方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宣告战争结束。
英方如愿以偿：清廷割让香港，赔款白银两千一百万两，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作为通商口岸。鸦片战争中失利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鸦片如潮涌人。随后的百余年中，中国经济停滞、社会分裂、外侮内战不断、革命风起云涌，有着悠久历史的茶叶生产与贸易濒于崩溃。
在太平洋的另一侧，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七十年，发生了改变世界近现代史的另一重大事件。这当中，茶叶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
1773年12月16日星夜，一伙波士顿人将成箱的武夷茶倾人大海，为年轻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石。无辜的茶叶很快得到了人们的谅解，19世纪，美国喝绿茶之风盛行，这些绿茶主要来自日本。美国人喝茶多喜欢凉饮，还要掺和一些果汁和酒精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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