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过后，一定立春

                ――《最后的棒棒》观后感

      重庆，这座刚柔并济的山水城市，坐朝天码头，享山水环抱，看秋池涨满，复巴山夜雨，立体魔幻。改革开放之初，山城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个特殊的行业——山城棒棒军。三十多年，爬坡上坎，负重前行，数十万棒棒大军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年代。

      癸巳岁末，几个佝偻的背影即将道别正在消逝的行业，一名正团级转正军官（何苦）扛起一根棒棒开始了自己的追寻——做一名棒棒，用镜头去记录他们的辉煌与尴尬，艰韧和无奈。他走进自立巷，这个与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商圈直线距离不到300米的一个巷子，墙皮早已脱落，狭窄阴暗、布满蛛网，宛如美丽渝中区一个正在流脓的伤疤。

      在自立巷53号，何苦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工同酬。导演身体力行的诚意，朴实的剪辑，在这部纪录片里，他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他把客观记录和主观情感的界限掌控得很到位，没有俯瞰苍生的悲天悯人，他让我觉得这是一位有心人在悼念逝去的武林。

      他说“这里的每个棒棒都有必须当棒棒的理由”，老黄命运坎坷，父亲因是国民党政权时期的教书匠，家中也有十几亩田地，被划分为地主，全家流放，父亲精神失常去世，老黄在寒冷饥饿恐惧中长大，由于是地主儿子的原因，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直到39岁时才组建家庭，因对方丧偶无力抚养亡夫的三个孩子，他们各取所需结合在一起。第二年，妻子给老黄生下了女儿黄梅，因为处于计划生育时期，受到了罚款。老黄跑到东北挖煤挣钱，三年不回家，妻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打电话叫老黄带走黄梅，老黄曾想投河一死了之，可是看着年幼的女儿他不得不打起精神，将孩子托付给亲戚后，来到邻近的重庆当起了棒棒。河南44岁，来重庆二十年，头十七年做棒棒，后三年在大排档帮工，胃口极大常常吃到老板张口大骂，因偷煮两个鸡蛋吃时被老板发现，大吵一架后将他辞退。老甘59岁，棒龄三十年，一心想给自己办一个风光体面的六十大宴，却三度被小偷和骗子盗走积蓄，平日喜欢看影碟机，虽然只有一张刘三姐电影碟，但反反复复也看上了无数遍，后来喜欢白娘子，他说“有白娘子陪着他日子就不会那么难熬”。二房东大石过几个月就满60岁了，他来重庆三十八年，吃苦耐劳人也聪明，他做棒棒存了一些钱后租来六套房子，简单改造为若干小房间又转租出去，靠差价每月入账。

      他们虽然受尽冷眼，尝尽生活的窘迫，但他们都不曾放弃对生的希望，仍然乐观生活，用一根棒棒挑起对家庭的责任。住在自力巷53号里的人们虽然非常贫穷，却掩盖不了人性的光辉。

    “那些拿棒子要饭的人是乞丐，我们不是，我们拿棒子挣钱养家”，这是老黄对拜师学艺的何苦拿到棒棒时说的。老黄为人善良真诚，不愿意占人半点便宜，虽然早与何苦约定学徒第一个月两人的工钱由老黄一人收取，可是学徒期结束后老黄硬要强制的分给何苦一半。

      老黄一次送货与客主走散，焦急万分的找到晚上，等不到客主之后将物品交给警察，面对价值2万元的物品失而复得，虽然原20元的酬金，失主为感谢老黄给他100元，老黄坚决只收20，他说“我不懂什么是高尚不高尚，也不懂什么是职业操守，当了二十年棒棒，我只认一个理，挑了一下午，还没拿到工钱”。老黄与棒棒老杭相识多年，老杭腿不好需要花钱吃药，两人同在一个点守业务时，老黄刻意躲避雇主将业务让给老杭。自力巷53号拆迁时老黄搬家不及时，打包好的行李没来得及拿出来便被拆迁队拆了房子，盖在了废墟下面，行李里面装着老黄的身份证和攒了很久的2300元，老黄哭着守了废墟好几天。老杭趁着一天深夜独自一人悄悄钻进废墟，满手是血的将老黄的行李给挖了出来。

      历历在目他们守点街道的横幅——“中国梦 我的梦”“共建美好家园”，横幅前的他们，手衬着棒棒，眼睛随时观察着哪里有业务。山城的春天很美，但这样的春天不属于棒棒们。

      社会在发展，落后必然会淘汰，他们是一群即将被这个时代淘汰的人的缩影，他们是现如今的弱势群体，由于文化知识的限制，他们根本不具有改变现状的能力，老黄识字都困难，因把男浴室的牌子贴到女厕所被提前结算了工钱，河南更是连身份证都没有。但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真实的或苦难或幸福的生活，那也是一个个值得被尊重的人生。霓光与泥泞，苦涩与幽默，朴实与狡黠。他们历经艰辛，佝偻的脊梁，在钢铁车流中，如鬣狗和强狮争食，还好，他们依旧怀着希望，辛勤劳动，努力实现美好生活。

      他们的人生无须评说，他们的故事值得铭记。

      大寒过后，一定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