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四〇：游个什么“艺”

《传习录》二四〇：游个什么“艺”

问“志于道”一章。

先生曰：“只‘志于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

虚文之害在于虚文相生——虚文能够产生虚文。特别是职业文人产生之后，在虚文的世界里产生虚文。久而久之，文字所承载的“道”日渐稀薄，最后被改头换面得面目全非。需知虚文是由“实行”而生的，也只有回到“实行”，才能产生新的生命情感体验，才能有新的思想和经验产生。

正是看到了虚文之害，孔子才删“六经”，删定六经，不是增补，而是“述而不作”，是留下经得起实行考证的，去除道听途说、子虚乌有。孔子之后，圣人之学复又为虚文所害，以至于秦王朝时，不得不以另一种更为粗暴的方式“删书”——谁能说“焚书坑儒”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消减“虚文之害”呢。秦火之后，“虚文”像是烧不尽的野草，“实行”像是日当午下的禾苗，前者烧不尽，后者芸不净。到阳明之世，伪而作经者、退而注经者、拨乱反正、一锤定音者比比皆是，天下学子皓首穷经，却又事事难成。“虚文之害”更甚于孔子之世。

在这个背景下，阳明先生解读经典，自然是小心谨慎，努力遵循《大学》“本末、终始”的原则建议，尽量不就文字阐释文字，尽可能回到“实行”的背景下，尽量找出其中的根本、关键来。

黄修易向先生请教《论语》中“志于道”一章。

阳明先生说“只是‘志于道’一句，便包含了后面几句的全部功夫，不能只停留在‘志于道’上。好比是营宅建屋，‘志于道’是念念不忘于选定用地、挑选建材，经营建设成房屋。‘据于德’却是房屋建设蓝图已经落地完成，有可以居住的所在了。‘依于仁’却是日常安居在建成的房子里，不再动荡漂泊。‘游于艺’则是增加些心思装饰，美化安居的房宅。‘游于艺’的‘艺’，是道理之恰当、适宜之表达、显现，比如安居时的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都是为了涵养、调节这颗心，使之能够谙熟于道体。如果还未能‘志于道’便‘游于艺’，就像一个无厘头的毛头小子，不先去营宅建屋，只管一门心思买些画来装饰，以粉饰门面，不知道这些子装饰要挂在哪里才好？”

网络上曾经推过一个情景剧视频，讲的是一个租了十几年房子的租客，把租来的房子当自己的，下大功夫收拾、装修，量身定做添置了不少的值钱家具。忽然接到通知，房东要收回房子，转卖他人的消息。那租客回想自己十几年来的租金、装修、购置投入，真的是欲哭无泪呀。

情景剧中的主角真应该看看王阳明这则关于“志于道”的解读，“志于道”才是根本，相比较于“志于道”而言，“游于艺”就是个末枝细梢。在根本上的投入与在末枝细梢上的投入不成正比时，是很容易收获一个“欲哭无泪”的结果的。即便是暂时没有力量“志于道”——念念不忘于营宅建屋，至少也要在装修、采购装饰品上悠着点，省下钱来积蓄力量以期抓住根本才是“王道”。

客观来讲，王阳明这个比喻未必客观。很难说“志于道”一句话就说清了“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全部内涵，正想“格其非心”之“格物”观，无法全部说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一样。“志于道”无法完全取代“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但却是为学的根本。

为学先要立志，有了志向，人生的船才会有舵。有了舵，虽不必时时把着不离手，却能在航船偏离方向时，及时提点调校一把。有这么根本上的一把和没有这一把之间的差别，一定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的教育，像是拼命教学生游泳的技术，造船的技术，搭桥的技术，辨别方向的技术，甚至帮助学生形成遇到挫折坚持到底的意志，具备明辨是非的能耐，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唯独没有引导学生“志于道”——学生们压根不知道学这些不过是为了到河的对岸去而已。老师在抱怨学生为什么就不肯学，学会了为什么不肯用呢？学生们则沉溺奔忙于一门又一门的学科之间，困于学海无涯，困于学的“无终无始”。

近代有人将今天的“五育”同古民教育的“六艺”一一对应起来，“礼、乐”都可以算作德育，“射、御”可以算作“体育”，“书、数”约相当于智育，“乐、书”又可以算作美育，“射、御”也勉强算得上劳动教育。说来说去，还都是在“游于艺”的范畴内打转。

不得不说，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还是没能免于成为“虚文之害”的始作俑者。当他老人家一口气说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时，实际上已经为后人埋下了“虚文之害”的伏笔。今天的教育，如果不能恢复“志于道”的根本地位，不能帮助受教育着“志于道”，在其他方面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在“舍本逐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