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听雨

川南的春末爱下夜雨。白天的太阳明晃晃的照着，一到夜半时分，没有任何先兆，总是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住在母亲留下的老房子，楼上楼下的窗户檐上搭了雨棚。下雨的日子，听雨的感觉竟有了几丝缠绵和说不出来的寂寞。雨水汇聚，一串串落在雨棚上敲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声声逼人。时不时听见楼上有人呼叫家人，“把阳台上的衣服收进屋，下大雨了。”

春雨可是好雨，乡下的水田该插秧苗了，收割完油菜籽的地也该种玉米了。古人说好雨懂事，有“好雨知时节”的赞美。

老屋听雨，那是机缘，是平常生活的禅修。宋代词人蒋捷反观人的一生，用听雨做了最好的解读。他说少年时听雨仅仅停留在歌楼上，灯红酒绿，美女香风，拿着麦克风，纯属无病呻吟；青壮年期听雨，则是在一路风尘中，大江大海，颠沛流离，欲望与恐惧，收获与失落，一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言“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hūn)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冯唐易老 ，李广难封，只是到了暮年，两鬓斑白，如我现在，老屋，灯下，窗外雨声，一如僧人驻深山野庙，听着雨滴敲打雨棚……于是信手记下几段过去的回忆。

1:小学读到二年级，因为调皮，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始终挂不到我的脖子上。我不着急，班主任老师和班上的少先队小队长、中队长、甚至还有大队长她们着急。经常找我和几个光脖子开会，帮助我们改变从生活到学习的方式。比如上课的时候要积极举手发言，上学路上碰到买菜的老奶奶要上前帮忙提菜，遇见坏人坏事要提高警惕与之斗争，如少先队员刘文学等等。这些事情对于我，比登天还难。首先是举手发言，老师一提问，班上五六十个同学齐刷刷举手，象个小树林，一个举的比一个高。我因为调皮，坐位始终停留在遥远的角落，即便举手，老师也不易不见。印象中举过几次，可能是举手的姿式略显沉重，成了废动作。

升到三年级，脖子上还是️片空白。班主任老师完全失去了信心，班上的红领巾们对我似乎也没了兴趣。每个星期好像有一个下午，戴上红领巾的同学要么排着队，绕着操场兜圈，如果是春天，他们会穿着白衬衣，戴上红领巾，举起一面小红旗，围着一块块开着油菜花的地一边走一边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我所以知道这些，是我妹妹要去参加，她小我两岁，一年级就入了少先队，在家里的地位显著上升。遇到少先队过节日，我们一伙白领同学，要么打兵乓球，如是夏天，则去东岳庙小学后的河沟游泳。无拘无束，快活的很。

突然有一天，学校通知所有的少先队员都不准戴红领巾，说是被取缔了。少先队从大队长到小队长的职务一律抹去，作废了。代之而来的是红小兵，所有人，只要是听毛主席话的统统可以参加。好像是夏天，家里床上铺上了草席。听到少先队员被红小兵取代的消息，我高兴的在床上打滚，觉得这世界太有趣了，所有人都在一本正经的表演，结果成了一本正经的胡言乱语，统统作废。我忍不住把头埋在枕头底下笑，把肚子都笑疼了，我妹妹不知所措，木呆呆看着我。

后来读书，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大抵如此。

2:高中毕业去了青龙公社浪潮大队当知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所在的生产队自然条件尚可，有电排抽水，自流灌溉着近百亩水田。山地皆是石谷子，特别适合种红薯。生产队人不多，老老少少一共一百多号，每人每年可以分一两百斤红薯。人口多的家，会在屋后或门旁边挖个地窖，把分到家的红薯藏起来慢慢吃。那时的口粮珍贵，每家每户的粮食都不够吃。

纯粹的白米饭，只有打谷子的那几天吃得到肚子，其余时间的饭都是混搭，要么大半红薯少半米，或者玉米碎粒和红薯、大米混蒸。到了青黄不接的四五月，生产队揭不开锅的人家大有人在。青龙公社的土地还盛产牛皮菜，又叫瓢儿波，厚皮菜。二三月份，许多人家都是煮一大锅牛皮菜稀饭，菜多米少不见油珠。

吃不饱，出工干活的时候最喜欢说的话，除了性方面的戏谑便是说吃。岁数大的喜欢回忆过去给地主老财干活，说一到春天栽秧子，天不亮就要去到地头，干了两个小时，就有地主家的厨子丫环挑着担子来了，里面装的是用红糖煮的荷包蛋，上面漂浮厚厚的猪油，一人一斗碗，随便吃，还有用菜籽油煎的面饼，一口蛋一口饼，干一天的农活要吃四五顿，顿顿不同样，油水满嘴跑，把大家听的口水直流。

生产队有个老农民姓宋，那时大约六十多岁的年纪。患了眼病，眼睛一年四季都是泪水眼屎糊满了，每天都要出工干活。因为视线不好，走路都是高一脚低一脚，稍不留神就滚到沟里，爬起来抹去身上的泥浆继续干活。他的故事很精彩。1935年春他去雅安背茶去石棉，被红一军团红军拉了夫，专门背粮食。老宋那时二十来岁，长得高大帅气，背粮不偷懒，受到红军欢迎。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助穷人打天下的，还送了一副绑腿给老宋，让他参加红军。

老宋生性胆小，跟着父亲，每年都要去雅安背茶，听当时的政府说，红军是赤匪，一定要划清界限，否则怎么死了都不知道。老宋给红军背粮，从石棉到泸定，来来回回跑了几趟，干了几个月，得了二十块银元。在红军的队伍中呆久了，人家也放松了看管，有一天趁人不注意就跑了，一口气跑回了乐山。每回他说到这里，我们就打断他的回忆，告诉他，如果他一直在红军队伍中背米，如果活着，他就是老红军，每顿都吃白米饭，巴掌大的回锅肉随便吃。老宋听了，也不和我们争辨，嘴里喃喃自语，“那怎么可以，政府说了是赤匪，犯法的事哪个敢去试试，不敢不听政府的。”

当知青的时候是1975年，文化生活就是看电影。每个月公社电影放映员会来大队放️场电影，放电影的晚上，大队会请放映员吃宵夜。经济困难吃饭不是小事，大队指定每个生产队轮流请客。这个月放电影由第一生产队请吃宵夜，下个月则由第二生产队请，以此类推，我们大队一共有七个生产队。公社放映员是个回乡知青，长得浓眉大眼，喜欢和知青一起耍。轮到我们生产队请他吃宵夜。放完电影，收好放映机我就陪他回生产队，消夜一般是在队长屋头吃。队长老婆遇到这日子，便找生产队保管员称十斤谷子，其它菜由队长家负责。一来二去，我和放映员成了朋友。

放映员未婚，喜欢上了我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书记皮肤白，眼睛清透，小乖小乖的样子，脸上有几颗白雀斑，个子不高比较丰满，好像也和放映员有相同的想法。遗憾的是团支书巳经订了婚约，男方是隔壁公社的，在北京当兵，为高级首长开车。那个年代，军婚比较神圣，不可侵犯。这可咋整，一对苦恋人。放映员每次到我们大队放电影，团支书总是坐在放映机后面。为了不引人遐想，总是多抬根凳子让我陪着她看。看完电影。还一直陪着走到我们生产队，也不吃饭，就是和放映员说点闲话。她向我们队长说，正在培养我加入共青团。

这倒是真的，当兵的时候要填一张很详细的表格，有一条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共青团，我说没有加入过。公社的人说，你入了，是大队团支书介绍入的。离开公社的时候在场上见到团支书，我说你让我加入了共青团，也没告诉我一声。团支书的脸红了，扭过头去。

许多年过去，我们对爱和婚姻也有了新的认识。一如民国才女林徽音说过：“人与人之间，若灵魂不能共振，交流不能同频，仅是浅浅的喜欢，终究会成为陌路，可贵的是遇到理解和发自内心的爱。”

不知道我的团支书后来是否按习俗结了婚，婚后的日子是否幸福。

3:我学钓鱼是上小学五年级，地点在关庙乡桥儿店三大队小学，我妈是那所学校四位公办老师之一。学校有位陈姓男老师，清瘦，长脸，妻子也是小学老师，带着儿子住在三十多里外的青神县汉阳小学。除了寒暑假团聚，其余日子都是两地分居。

星期天没事，陈老师便带上一根竹子做的鱼竿去学校对面山坡上的王祠堂钓鱼。祠堂前有个大水塘，自然生长着许多鱼儿。民国时期，这个王祠堂出了个大人物王陵基，是＂辛亥革命＂以来四川资格最老的军阀。最早留学日本学军事，四川军阀刘湘、楊森是王陵基的学生。他曾经投靠袁世凯，官至北洋军队的旅长。后又携手老蒋，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丰功，最后的结局成了解放战争中被俘的最高级别的战犯……。

陈老师送了我一根鱼钩，一截鱼线，我去四大队认识的农民家砍了根竹竿，回来后用煤油灯把竹竿的弯节处烤软拉伸，下面拴块石头，竿尖吊在房梁上，吊上几天鱼竿定型直了。拴上鱼线挖点蚯蚓去塘里钓鱼。由生到熟，后来技术越来越好。

第二次钓鱼是在三十年后，我在云南工作，担任一本公开发行的经济类刊物的总编辑。许是不谙官道，干了五年，组织上找我谈话，准备调我去一家跨省的投资集团工作。我向新任的总编辑交结好工作，等待新的任命书，结果这一等就是漫漫长夜。当下的风气是，如果遇到障碍，首先是找毛病去医院住院，争取时间托人找门子，然后重新出山。原来的办公室主任帮我联系了中医科让我住进去，我住了一个晚上，总觉得别扭，很不喜欢，第二天便出了医院。这也是我性格中的软肋，万事不求人。用我妈的话说是一根篙竿撑到底。

回家便去买了钓鱼的装备，住家外正好有几个承包的鱼塘。于是每天钓鱼，冰箱上下都堆满了钓回家的鱼。后来越钓越远，去澄江的抚仙湖野钓，去西双版纳的湄公河钓。大约钓了一年的时间，悟出一个道理，大凡闲人都是有事故的。

第三次钓鱼又过了十多年。回到故乡，见到许多同学，其中有个叫马林的高中同学，和我同级不同班，他们班的班长我熟悉，是乐山毛笔厂的老板。加上马林与我的同班同学陈晓华是小学初中同学，耍得好，后来晓华同学做了京城的高官，回乐山都要去看望马林同学。

再次见到马林的时候，闲暇时间多。据他说，偶尔做点小生意，开着一辆标致牌的旧车。马林喜欢喝酒抽烟，衣着打扮光鲜，这是单身男人的基本特征。离异多年，他自由自在，没事常去水库溪边钓鱼。那时他租住在棉竹乡一个农民聚居点，家里有个很大的塑料桶，钓回来的鱼养了一大群。

我母亲去世后，心里空落落的。马林是个热心人，决定帮我装备一堆钓鱼器具，开车带我去石雁儿红利来宾馆后的小街。那时的红利来生意兴隆，人潮涌动，是乐山最火爆的餐馆。背街有家卖渔具的小店，马林很熟，花了不到两千元，从手竿到海竿，各种鱼线、鱼漂、鱼钩、铅坠等一应俱全。我们说好，一起去仁寿黑龙潭钓大鱼。我还和他有个约定，青神的汉阳坝在岷江上修了座水电站，坝前烟波浩荡，有公司在库边修了酒店，水边绿草茵茵，在那个地方甩竿钓鱼，定是一美妙的画面。

遗憾的是，人在江湖，我和马林的约定始终停留在计划中。那包钓鱼器材就一直放在故乡母亲的老宅，每次看见，就像触电，总会打个电话问候马林。这次回乡，睹物思人，电话没人接了，马林因为脑梗已经离开了他爱着的世界和爱着的人。一天路过红利来宾馆，背街一片萧条，卖渔具的小店不知去向，酒店也巳关门停业。记得去年底，见过一则法院组织拍卖红利来的公告，后来听说流拍了。而今眼下酒店旧物甩卖，不知道又是怎样的内情。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是深夜四更天了。窗外的雨声敲打着雨棚，一如山僧手下引罄敲击的声音。这一场又一场春末的雨，静悄悄的来，淅沥淅沥落在川南的土地上，如暮春的鼓点，声声敲打在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