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元祐元年即1086年闰2月18日，回京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遂致章惇由知枢密院事出知汝州。此后，苏轼在上奏的《缴进沈起词头状》中，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否定章惇招降五溪边民之功，理念与司马光对西夏割地求和一致。而此前，苏轼曾赞誉章惇此举“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更早前更赞章惇“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而章惇在“乌台诗案”中也为苏轼挺身而出，狠怼欲置苏轼于死地的宰相王珪。之后外放地方，与苏轼也是唱和有加，情同知己。
因为元祐年间遭受旧党打击迫害太狠，加上旧党一直阻挠恢复新法，于是章惇、蔡卞等对旧党展开了疯狂报复和打压，先是追究司马光等人割地给西夏的罪责，剥夺司马光的封谥，甚至要掘墓鞭尸，之后又以朋党的罪名将保守派前宰相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流放岭南。甚至要派吕升卿、董必去岭南访察，趁机杀死这些旧党人士，幸遭哲宗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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