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节回忆了自己童年的艰辛经历，这些人和事对霍华德的思维、性格乃至价值观都有深刻影响，甚至后来星巴克的企业文化，也有霍华德童年遭遇的影子，霍华德内心世界的自我救赎和突破。
母亲带着我匆匆而行，对我七岁的小瘦腿来说，这段路程似乎有几百个街区那么遥远。我们经过小学校，经过商业街，经过童年记忆中的几个店铺：韦格曼斯超市、格莱布斯汀熟食店、卢比馅饼店。后者其实是个破四轮车，制售便宜的热乎乎的土豆犹太馅饼。我们上了一辆公交车，向北驶去。
我们经过的布鲁克林街区，好多都跟卡纳西不一样。（纽约著名的贫民区呀，霍华德可能是那里面走出来的最大富豪吧）其岁月已久的公寓楼，比我们居住的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廉租小区还要早数十年，但我能从中看到熟悉的景象。女人推着婴儿车，或是拉着装满日用品的金属篮子。男人们则一群群地聚集在街角或饭馆门前。好几个电影院门前都挂着宣传海报，说约翰·韦恩主演的《阿拉莫之战》“即将上映”。快餐店也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成两大派系，用窗户上的广告宣示其阵营。
我和母亲下了公交车，又走了挺长一段路，随即加入人行道上拥挤的人流，走上大街，然后肩并肩站着。在随后一个小时里，人们都在等待。终于，周围响起掌声。我被大人围着，而我只有他们的及腰高度，所以看不到他们为谁激动，但我能听到他的声音，充满魅力而自信，之后，这个声音我还会时常听到。
“我是约翰·肯尼迪。我将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那是1960年10月20日，根据我和母亲走过的距离以及听肯尼迪演说的时长来判断，我想当时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富尔顿街和诺斯特兰大道的十字路口，距离卡纳西5英里。我已记不清当时肯尼迪的演说内容—他在那个月里在布鲁克林一共发表了九次演讲，其中有五次是在同一天做的—但后来我查找档案，找到了那些演说词，我能轻松想起哪些话语引起了母亲的共鸣，并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印记。
“我不是说人人才智平等，”肯尼迪对支持者们如此说道，“我要说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平等地施展才智。”我和母亲站得离他很远，我记得，母亲伸长了脖子看着肯尼迪。她竟然在微笑，这并不常见。母亲身高5英尺4英寸，她的身架子很小，一头黑发，穿着朴素。那天她热情洋溢。
“如果我能当选总统，在我任期结束时，我想听到的评价是：在我的任期里，每一个美国人都机会平等，每一个美国人都平等地各施才智。这是我们仅有的目标，也是每一个美国人仅有的要求。”我仍记得，随着他说出每一个字，母亲都会紧握一下我的手。直到他演讲结束，母亲才松开我的手，因为她要为他鼓掌。（白人妇女那个年代似乎都挺喜欢英俊的肯尼迪，哈哈，政治明星）
母亲对肯尼迪的爱戴无与伦比。父亲却对此漠不关心，我从未听他谈论这位魅力四射的政治家。但母亲喜欢听肯尼迪讲话，似乎他是面对面跟她—伊莱恩·舒尔茨—讲话一样。
那天她本不必带我同去，毕竟路太远了。但我乐得这样去想：这是母亲的表达方式，她要向我展示自己久盼未得的国家承诺及其对她儿子的意义。（母亲的正面形象之一）
我打开公寓的门，屋里很黑，有人在哭。我上五年级了，老师让我们放学铃响后就立刻回家，不许在学校逗留。到家后，我发现母亲瘫坐在沙发上。她盯着电视机，泪流满面。兔耳形室内天线的米罗华黑白电视机里正播放着她此生听到的最大的坏消息。
过去的一个小时里，她最喜欢的新闻主持人，端庄大方的沃尔特·克朗凯特身穿衬衣系着窄领带正在直播新闻。他在CBS忙乱的新闻演播室里，坐在桌后。他手拿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辆黑色加长林肯行驶在一条城市街道上。他用手指着那辆四门敞篷轿车的后座，亦即肯尼迪遇刺时他及夫人杰奎琳所在的地方。这就是克朗凯特仅知的情况，这时，有人递给他一张纸。他透过黑框眼镜看着这张纸，现场读道：
“刚刚接到来自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官方消息，”克朗凯特摘下眼镜，看着摄像头说道，“肯尼迪总统于美国中部时间下午1点去世。”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美国中部时间下午2点。也就是38分钟之前。”
接下来几秒钟的时间里，他一言不发。
在随后有关总统遇刺的新闻报道中，这段宣读不断出现。我陪着母亲一遍遍看着，一遍遍体验那个时刻。每一次，我们都傻傻地希望克朗凯特嘴里会说出不同的内容。然而，这位美国最令人信服的新闻主持人只是眨着眼睛抑制眼中的泪水。
在随后的三天里，母亲边看电视边哭，边抽烟，形同废人。她的注意力全在电视屏幕上。她不吃东西，几乎不睡觉，也不换衣服。她的悲伤发自肺腑，不能自已。她的泪水，有的被纸巾擦掉，有的被衣袖擦掉，滴下来的，都落到了沙发的透明塑料布上。
我认为，父亲也在为肯尼迪之死而感到悲伤，但无法与母亲相比。我认为自己有责任陪在母亲身边安慰她，此外，我也想陪她。于是，我们母子俩并肩坐在香烟的烟气里，盯着电视屏幕。在精心编排的某人或某国表达哀悼之间，主持人会即兴加入一些悼词，如“未尽的承诺”等。他们这是要为自己，也为我们解读肯尼迪之死的影响。
我那时还小，没有经历家人去世的事。此前我亲近的人去世的只有好友比利，他死于心脏病。那是我第一次为死亡所震撼。肯尼迪遇刺是第二次。我的悲伤从母亲那里受感染而来，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我的母亲显然比总统重要。
对于偶像之死，母亲经历了几个阶段。我记得，最开始她是伤心欲绝，接着是阴沉，最后变得无法接近，甚至连我—坐在她身边的儿子—都不愿搭理。我们俩从未谈论过当时的所见所感。那个星期五下午，同胞们的心门都被悲伤堵塞，我则眼见母亲被雷击般的悲伤贯穿，随后仿佛披上了铅毯，独自神伤。（一个小孩就能明白这么多也不容易）
那周星期日，在肯尼迪的出殡队伍出发前往国会大厦之前，电视台记者先播报了达拉斯警察局地下室的情形。记者们在报道中说，刺杀总统的疑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即将从拘留处被押上一辆装甲车，再将其运往戒备森严的监狱。这时，奥斯瓦尔德出来了。他身穿有领衬衫、毛衣，看上去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他被带着走过一群出离愤怒的便衣警察和记者。突然，现场一片混乱。一个人冲出人群，跑到奥斯瓦尔德身前，随后便是一声枪响。奥斯瓦尔德向前跌倒，接着一群身穿制服的警察就将他团团围住，只听有人大喊：“他被打死了，他被打死了……毫无疑问，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刚刚被人枪杀了！”母亲尖叫一声。（哎，那个年代的精神信仰如此夸张吗）
几年之后，母亲躺在救护车担架上，被人从我们的公寓里推出来，上了公寓楼那狭小的电梯，随后被救护车拉走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隔着七楼家里的窗户看着救护车离开，皮肤如针刺一般。
当时我十一二岁，我能明白母亲当时得了我看不出来的病吗？我能明白母亲的病不是骨折什么的吗？大家说到她的病情时都悄言轻语，我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吗？或许我是能明白的，因为身为小孩子的我分明感到了无助和愧疚。母亲出院回家了，她住院的原因却从未在我面前提及。父母对此事的沉默，令我的愧疚感越发深刻。（太难了）
我渐渐得知母亲得的是抑郁症，却不十分肯定。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抑郁症尚未被广泛认知，或者说未被社会认可为一种常见病。现有的抗抑郁药物根本无法治愈。日子一天天过去，在我看来，母亲并不是个有心病的人。
母亲的一生并不容易。从小，她在她的母亲的恶言冷语中长大。结婚生子之后，又整日为家庭生计忧心。她生活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要辛苦养育三个孩子。她的丈夫靠打零工挣钱，脾气火暴，夫妻关系紧张。（霍华德的同理心从小就开始积累）
我知道她偶尔会伤心难过，但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她郁郁寡欢的样子是我平生罕见。她变得情绪不稳定，脾气也难以捉摸。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乘车出去，父亲开车。他闯了红灯，交警让他靠边停车，从车里下来。我坐在后座上，看到交警给他开了张罚单，父亲却当着交警的面把罚单撕了，我吓得目瞪口呆。在车前灯的灯光里，碎纸像片片雪花落地。我不敢想象，有人竟敢如此羞辱警察。父亲犯法了！我在后座上，将心中的惊讶喊了出来：“爸爸，你干什么呢？真不敢相信！”我如此说道，大概就是那个意思。我的话语刺激了母亲。她勃然大怒，从副驾驶座上扭过身来，胳膊伸到后座，用冰冷而坚硬的手扇了我一巴掌。（太难了）
母亲慢慢变老，她的抑郁症症状渐渐明显，表现为时常愤怒甚至残酷。儿媳眼中的婆婆，孩子眼中的奶奶，变成了一个性格破碎的人。
后来，家人和医生把母亲的抑郁症情况慢慢透露给我。最初，她接受了电休克疗法。在那个年代，电休克疗法比现在要粗鲁得多。我不知道母亲需要多久接受一次治疗，也不知道治疗费是怎么来的，更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我还得知，母亲至少有过一次精神崩溃，或许，这就是那天母亲被救护车送走的原因吧。（霍华德难怪成年之后还那么顾及母亲的电话诉说，小时候母亲就很难，难得他可以安慰一下）
但她有时候也会尽力掌控自己的人生。
有一天，比利的母亲告诉他的哥哥马迪，我的母亲因为吃了太多安眠药，得立刻送到医院去抢救。我不知道比利的母亲是怎么知道的。我知道的是，马蒂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刚刚拿到青年驾照，他找到我母亲，把她抱起来，准备开他叔叔的车把她送去医院。就在他抱着我母亲进电梯时，我父亲来了，他从马蒂那里接过母亲，将她送到了医院。
母亲试图自杀—这个念头过于可怕，我不敢想，也不愿接受。但我知道，母亲活得很不顺心。（艰难的童年）
童年里，我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助。总统被刺以及电视直播的暗杀疑犯场景在我脑海中时时浮现。而令我更加痛苦的是，我在家里没有丝毫影响力，在我目睹了父母的情感创伤（不论他们是否自作自受）时尤其如此。父亲打着石膏，不能去工作。母亲被抬进救护车里，迷失了自我。追债人来电，父母却身无分文……这些回忆所导致的无助感如附骨之疽。我真想改变现状，为父母，也为我自己。可我只是个孩子。我毫无头绪。这一切仿佛就是命运，我却无可奈何，缺乏改变命运的语言、权威和知识。我心有余而力不足。（长大之后，霍华德学到了以上种种，有力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只有在运动场里、在球场上、在棋盘上，我才能左右其结果。
在家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在父母的伤口上撒盐。所以，我尽量远离这些烦乱：我蒙在被子下面（家里有烦人的赌局时），我躲在楼梯里，我静静地坐在母亲身边。
作为一个男孩子，我的自制使得童年相对轻松一些。但是，随着长大，当我渐渐掌控人生，到最后甚至掌舵了一家公司，我不能也不愿再有无助感。（无力感伴随一生呀，只能奋力拼搏）
我相信，在眼见某些事物被损坏、某个人受苦难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袖手旁观。但对很多人而言，在良知被唤醒、同情心被激起时，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其实是我的心路历程，记录了我是如何找到世人皆有的力量，在别人的人生中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汇聚所有小伙伴的力量）
尽管心魔难除，但母亲尽力保持着家庭的稳定和希望。她把家里拾掇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为我们装好午餐。她给我做三明治吃，好让我在学校操场上能生龙活虎。她让我们保持安静，以免激怒沉睡的父亲。她做得一手好饭。她让我们感到母爱。我上小学时，她常在放学时来接我，然后，我们俩手牵手去一个没有车窗的小货车那里，车身上喷漆写着“车轮上的图书馆”。我从车后轮处的门上去，就到了一个移动的图书馆里，里面满满的书架，为我打开五彩世界的大门。母亲为我办了人生中第一张图书证。（从小学会了感恩母亲，感恩所有身边值得珍惜的人，感恩小伙伴们）
母亲认为，在美国这个国家，一个廉租房里长大的孩子也能出人头地。她让我听肯尼迪的演说，带我去看书，鼓励我成为家族里第一个拿到大学文凭的人，通过这些，她使我相信了这件事。是她在我的脑海里烙下这样的信念—在美国，一切皆有可能。为此我很爱她。我也爱美国，因为对我而言，这份承诺绝非虚言。（虽然他母亲没有太多正面形象，但对于儿子教育的引导无疑是巨大成功）
挺身而出保护所爱之物、救助所爱之人，在我掌管星巴克这个我爱之如家的公司时，这种本能展现得淋漓尽致。星巴克转危为安之后，我的救济之心又转向另一件令我牵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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