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介绍一个国家时，它的地理位置、人口、面积等要素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一个国家之所以形成，既有其赖以生存的山川河流、自然资源、物产等，也有其历史传承的因素在其中。在20世纪初政治地理学兴起之前，对一个国家的研究，大抵常常呈线状梳理的脉络。但地理学的兴起，使得“地理条件”“能量”“支配作用”等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使得纵向的研究变为纵横结合，更为系统也更为全面。而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教育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撰著的《地理与世界霸权》一书，虽然作于100年之前，但由于其是从地理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论述的，更为准确地分析了各个文明、民族与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及由此而呈现出的多样性，因而具备了超越历史时空的一种精准性。历史变迁虽然至今已然经历史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世界地缘政治的面目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作者的某些革命性预言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初，四大文明古国能够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黄河长江流域兴起，不仅与地理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人口与族群的迁徙与分布、农业生产、经济发展、战争等因素有莫大的关系。从四大文明古国到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大国，大致可以看出，有影响力的大国多分布在北半球如欧洲、东亚及北美。这一方面固然与陆地面积以北半球为主，同时也与人类兴起之初既分布于此区域有关，是一种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又有必然。
甚至在相当多的时候，地理因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也会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例如，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大国中，唯有中国实现了几千年不间断地历史传承，这一方面取决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强大；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在地理位置方面的因素有关。中国的北面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东面出台湾海峡即是广阔的太平洋，南面是中南半岛诸小国，西南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西部则有兴都库什山脉以及大沙漠作为天然阻隔，因此围成的这片区域，是世界范围内难得的一大片易于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区域。同样，不可否认，由于美国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位于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北面是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及中美洲诸小国，均无法对其形成直接有效的威胁。国力因素固然很重要，优越的地理位置因素其实也占了极大的便宜。
随着地缘政治的发酵及现代化科技发展，各国之间已经越来越多地突破了地理位置的制约，地球也越来越像一个大村子，很多在之前鞭长莫及的因素如今已经越发淡化。但不可否认，在各种因素齐备的情况下，地理位置依然是一个不可更改、无法置之不理的因素。相邻的两国之间，地理上既然已经没办法挪开，历史方面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进行考量时，就必须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构想，并正在付诸实施，并相应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即AIIB）。这些正在实施的“动作”，根本目的就是借助于既有的地理与历史诸因素形成的“丝绸之路”，实现古为今用，促进今天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通过支持各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促进更大规模和层次的互利合作，以此来着力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虽然，这并不是着于地理因素的世界霸权的一种考量，却对世界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一种极大的触动。这一方面的新动向，对于丰富自上世纪之初兴起的政治地理学，也具有新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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