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喜欢拜读林徽因、杨绛先生等作家所写的书，但却始终不知为何情迷于此，在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这本书中我找到了答案——因为她们都有一个波澜壮阔的人生。
——题记
先生一词我们通常是用来对男士的称呼，但是对于一些年长又德才兼备的女士，国人也往往敬称之为先生。
前段时间，在朋友的推荐下拜读了齐邦媛先生在80岁时用时4年写下的回忆录《巨流河》，能看到这本书，我想我是幸运的。
书中讲述了齐邦媛先生和她的父辈两代人波澜壮阔的人生。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国民党元老，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回国后投身革命，追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战败巨流河后被迫流亡。后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在国民政府内从事教育文化工作，曾创办东北中山中学。抗战爆发后，领导东北地下抗日。后来迫于形势带着700多东北流亡学生从北平、南京辗转到汉口，经云南、贵州到重庆，为战乱中的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齐邦媛出生于战争年代，在炮火中长大，她六岁离开巨流河流经的辽宁铁岭故乡，由于战争的缘故，一路被迫跟随家人从故乡转移到北平、南京而后避乱至汉口，经云南、贵州到重庆，辗转了半个中国，也让她对战争的感受不断深入骨髓。1947年大学毕业，为躲避内战，专心致学，23岁赴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最终定居台湾，到台湾后始终难以忘记曾经在大陆流亡的日子，这对她的一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齐邦媛先生曾就读于南京鼓楼小学，重庆南开中学，后就读武汉大学，战乱中伴随着日本飞机的轰炸声读书。在战争年代中长大成人的她，心灵上刻满了弹痕，她的好友张大飞驾驶着战机喋血长空，至今在南京航空烈士纪念馆依旧可以看到年仅26岁的英雄静静的躺在那里，注视着新中国的一切。
文化应该是不分政党的。在齐先生的文字中，总是能感受到她那深沉的爱国情怀，她对普通百姓在战乱中流亡的同情和她那种被战争影响而内心深处产生的忧愁。后随国民党退居台湾，每每听到“文革“对大陆文化的破坏时也总能体会到作者的那种痛心与惋惜。书的后半部分，作者在大陆”文革“时期，中国本土文化在国际上零输出和优秀人才断层流失期间，不断为中华文化发声，为了中华文化不断层而在台湾做了大量工作，今天再看，在新中国艰难成长过程中，文人为了中华文化的不断层而做学问的纯粹，是现在文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齐邦媛先生的求学路，写出了战争年代的文人为了教育，为了文化，为了做学问而不断集体转移校区，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对现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学以及南开中学等高中便是在战乱中艰难生存，为了中华文化保留着最后一丝曙光。文人的信仰便在愈加艰难的岁月变得愈加坚定，逐渐凝聚成为华夏之魂。
我们总是说体育不应被政治影响，可是从古至今，文化自由的头上时刻都悬着一把“政治正确”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却总被忽略，什么时候文化不被政治影响，我想学者的心才有可能被最大的释放。就像齐先生，即使衣带渐宽却依旧无悔于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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