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七月下旬，刚从农校中专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一个乡镇农技站工作。那年我刚满19岁，除了书本知识外，对人间烟火是懵懵懂懂的。
我分去的农技站虽说是乡（镇）农技站，但驻地却是在一个全乡最大的村委会。由于农技站刚从乡政府驻地搬出来，办公房子还在建设中，农技站工作人员暂时寄住在村委会里。
这是一间典型的壮族民居，解放前是当地一家地主的房子。从门外大路上登三级台阶就进入大门。大门后是煮饭吃的地方，然后是一个院子。院子用青石板铺成，石板已经磨的光滑，一看就知道很有年头了。院子东侧有一棵梨子树，树上结满了拳头大的绿色梨子。墙角有一道小门，小门外边有一块菜地，还有一个厕所。院子西侧有两个房间，是村委会干部的宿舍兼办公室。院子后半部分是一楼一底木板吊脚楼楼房，楼下由三排柱子支撑楼房。楼顶离地面高度不过一米六、七的样子，个子高一点的人进去还得低头。那里没有铺石板，黑黄色的泥土地面潮湿阴冷，空气中夹杂一股刺人的霉味。本来嘛，按照壮族民居风俗，底层不住人，是关牲畜用的。总之，这是一间老房子。
在农技站站长的引领下，我的宿舍安排在紧挨楼梯的一个房间。房间都很小，一张木板床，一张旧办公桌占去了一半多的空间。象这样的房间整个楼层也就四个而已，一只角一个。中间有一张长方桌子，周围摆放着好几张四脚板凳。站长说，这是村委会开会用的。
工作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农技站其他四位同志中，三位请假回了家，一位到州上开会。吃过晚饭，村委会的两位同志也回家了，偌大的一间老房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天黑了，我关上大、小门，上好门闩，再在大门后顶上一根木棒，然后上楼进房间，点上煤油灯，看起杂志来。房间中本来是有一个电灯的，但电压很低，一个25瓦的白炽灯泡钨丝象一条红色的毛毛虫，发出淡黄色的微弱灯光，根本无法用来看书，而且晚上十点半，电就停了。
第一夜就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晚上，睡梦中我被一阵聊天声闹醒。我打开手电筒照了照手表，已经是半夜两点多钟。我想可能是村委会背后人家在聊天，听声音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只听“伙喽”、“伙某”、“必侬”的，偶尔夹杂“革委会”、“最高指示”等汉语词汇，其他的我也听不懂。我关上手电筒，闭上眼，也不知多久就又睡去。
第三天半夜，仍然是一阵聊天声吵醒我，时间是三点多。我心里想，昨晚都聊了一晚上，这家人怎么这么多话，这个时候还不睡觉。听声音还是昨晚那三个人。
第四天，还是一阵聊天声又吵醒了我，时间差不多四点了。还是那三个人，只不过声音更大、更近、更清晰，似乎就在楼下一般。
我坐起身来，披上衣裳，打开手电筒，穿上鞋子，“吱”的一声拉开房间门。说也奇怪，也许是那三人听到了我的开门声，居然一下子闭了嘴，整间房子突然安静了下来。我用手电筒四角照了照，然后沿着木楼梯，“嘭，嘭，嘭……”，一级一级走下楼，并用手电筒照了一楼楼脚，院子，大门，小门……哪里有什么人了！
第五天是赶集的日子，农技站的几位同志早早就回来了，老房子又恢复了人气，晚上也热闹了。吃过晚饭，我们几个人就在会议桌上玩起了扑克“升级”游戏。我睡的踏实了，半夜再没有醒来，也没有听到那三人的聊天声了。过后，我有时会想，这间房子的东侧外隔一块宽四米左右的菜地与一农户的土墙相连，墙上连窗子都没有一个；西侧和后侧均有一条三、四米宽的石板路与农户家相望，那三人的聊天声能如此清晰地越过石板路，穿透隔墙，那得是多大的声音啊，难道不影响隔壁邻居吗？
也不知过了几年，已经调到县城的我碰到了原来的一个同事，聊起了当时的事情，他跟我说：他听寨子里的老人说过，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村里集市上打死了一个女老师，一个粮管所工作人员、一个供销社营业员，尸体就拉来停放在村委会那间老房子底层。尸体下铺了一层稻草，尸体就躺在稻草上，盖了一张草席，一直到尸体发臭流尸水，才有家属来收尸下葬。
我的天！感情我听到的是那三个“鬼”在聊天？幸亏那时的我什么也不懂，否则我不知要吓出什么病来。（2022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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