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儒、墨、道诸家的领军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只是坐而论道，没有实际操持权柄，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或者说是寻求执政而不得，或者根本不屑于参与政事。
然而当一位正儿八经的政治家来像这些思想理念应用于社会国家治理事务时，就会发现，无论哪一种思想学说，都只是触及社会的一个侧面，甚至可以说是刻意强化夸大了这些侧面。为了更好地推进政务的运作，施政者往往需要兼容并蓄，广泛吸纳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于是杂家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一般认为，目前存世的战国时期杂家著述，只有《汉书·艺文志》着录的《尸子》和《吕氏春秋》。《吕氏春秋》虽略有缺失，但大体完整，《尸子》则阙佚大半，只有还算存有较多内容的辑本。另外，从内容构成的实际状况而言，被班固列在道家里面的《管子》也应该是战国时期一部重要的杂家著作。看这几部杂家的代表性著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作者都与国家治理有关。
尸子是晋国人，商鞅入秦为相之后，投到商鞅门下做宾客。商鞅谋划政事都要征求尸子的意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甚至称尸子是商鞅的老师。这一点是否属实虽然很难判定，但至少反映出他的思想学说对商鞅在秦国的施政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也不能不让我们思考杂家学说的形成与传布同行政运作需求之间的关系。
《管子》的作者管仲，是淮河北岸的颍上人，担任齐桓公的丞相。《管子》里面虽然有一些内容应属后人所作，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与管仲其人其政具有直接关系。
《吕氏春秋》撰著于秦王政八年，当时吕不韦身为秦国相国，全面主持国政。为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吕不韦组织来自关东六国的宾客，提供各方面素材。吕不韦利用这些素材，融合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学说，写成了这部结构谨严而又体制精整的著述。《吕氏春秋》的体制甚至对于司马迁的《史记》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从这一意义上看，吕不韦撰著的《吕氏春秋》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体现了战国以来诸家思想学说发展演变的一个结局。到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以强力结束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秦廷独尊儒学为庙堂之学，并以一种近乎变态的方式将儒学中“法”的一面强力施用于社会各个方面，同时也使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入了一条以官学排斥其他异说的路径。
如果用一种爆论的的表达方式来说，后世的士人——读书人——文官这一群体，几乎都是杂家。前期基本上是杂阴阳、儒、墨、道几家，兼用法术；后期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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