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梁启超之五【520】2023-11-5

曾国藩与梁启超之五【520】2023-11-5

梁启超在《说国风》一文中说：“吾闻诸曾文正公之言矣，曰：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商，于是乎徒党薇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夫众人之往往听命与一二人者，盖有之矣，而文正独谓其势不能不听者何也？夫君子子道长，则小人必不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勉为君子焉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长，则君子亦必不见容儿无以自存，虽欲不比诸小人儿不可得也。”

曾氏对梁公的影响之大，从二人的子女后辈的教育几乎如出一辙，好家风才能传世。曾氏去世至今150年之久，未见子孙后代有不孝不忠不仁不义不学不才之人。梁公生有九个孩子，个个优秀人人大才，有“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公常引用曾氏之说来立论自己的文章，《说国风》为一引例。曾氏认为，处在众望所归地位的“一二人”，对时下社会风气是有负引领之责的，而风气一旦养成，又会影响到各个层面上的人，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

1927年蒋氏入主南京国府，最终恢复尊孔读经。1931年7月民国教育部颁布训令，要求各级学校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制匾悬挂。1934年初，蒋氏发起以四维八德求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其后三年间全国有二十余省市、千余县设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尤以湖南、广东最为积极，读经尊儒成为各省模范。

曾氏口中的“一二人”是身边人，是湘军主要高级将领，曾氏及这些理学信徒率先做到身体力行，自我道德完善，再行推广普及，整个湘军上下尊孔读经是当时清廷军营中仅有的，同治三年夏太平天国被剿灭，湘军随即大裁军，所裁湘勇回到家乡后，大肆办学传经，影响巨大。曾氏有过表述：“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控之若无有，䲡之若益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梁公对曾氏这种以德化人的理念极为赞赏。他自己本人也深有体会，在去世前二年的一次长谈中，跟自己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感叹：“现在时事糟到这个样子，难道是缺乏知识才能得原因吗？老实说，什么坏事不是知识分子的才能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是想把它的残余根本铲除。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地约束自己，不跟着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么一点点在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持之以恒要求自己，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今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书札中考见......他们用这些普通的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所以以曾胡江罗这样的书呆子，居然做成了天下最难做的伟大的事业。”

梁启超跟随老师康有为，是维新变法派的创始人，积极推行，影响巨大，然而天道有变，北洋共和来了，梁转变为积极的拥护者并且大力站台呐喊。这一点上，曾氏一直是晚清的保皇派，梁氏不同，光绪被囚，维新失败，梁公列数慈禧大罪十条,称慈禧为“伪临朝”，从此与清朝势不两立，为推翻清朝不遗余力。这一点上，梁公与曾氏思想不同，按道理梁启超应该痛骂曾国藩才是，为什么梁启超满文推崇从来没有口株笔伐呢？是价值观让两位隔着时空相交。

《嘉言钞》是最能证明梁启超拜服曾文正公的思想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