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渭水到淮河，k字头的火车开了19个小时。
重返家乡时，有种时过境迁的感慨。高楼鳞次栉比，商业氛围愈演愈浓，那些在西安东大街琳琅满目的店面像是被整体复制过来一般，仿佛在对我炫耀：它们有的，我也有。
我一直对于省份没有过多的概念，直到18岁离开家乡，恍才明白，亚热带的季风是翻不过秦岭的。当精致的小碟换成粗矿的大碗，当一粒粒饱满的稻米变成一根根劲道的面条时，省际间的差距就开始被无限放大，至少，我要开始习惯说起普通话。
我拉着行李箱从熟悉的月台走下，四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将未来和梦想塞进24寸的箱子，头也不回的北上。如今归来，只剩下支离破碎的未来，梦想也被我丢弃在了西安的城墙根下，连同路人丢弃的烟头，一起慢慢熄灭。
火车站前，家乡的名字赫然在前，与许多常把六读成liu的人不同，我倒是很喜欢喊它皋城，我喜欢和别人谈它的文化，它的传说，它的古迹和风景，而当初人人网横行时曾疯传的一篇全国最穷的城市一览表里，它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我记事那会，家就一直住在一个家属大院里，而如今，那里已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对少时的我来说，那里就是我的王国，每天放学，我会趟着我妈那辆红色的自行车在大院里转来转去，那时我还不会骑车，只能用一只脚踩着脚踏，另一只脚趟着地，利用惯性推着自己和车向前驶行某一小段距离。大院里住的大多都是我爸的同事和家属，这是一种很奇妙且略显尴尬的环境，你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看在眼里，一看就是很多年。
高中时候喜欢看一些青春文学，里面在描述时间跨度时总会写隔十年后，仿佛这个数才能解释清楚流逝的岁月。那会总嘲笑作者的强说愁，而大院里那些少时的玩伴，自从我初中搬家后，十几年都未曾再见过面了。
从西安回来后的生活开始陷入一种混沌的循环。晚饭后，我会绕着小区后面的河流走上一圈，这条河是皋城的命脉，据说很多年前，这里的人主要就依靠河道将六安瓜片运到外面的世界。城管执法队的车辆会和我一道绕着河流行驶，车辆的外放喇叭里会播着一个冷冰冰的女声，警告这条河流不许垂钓、游泳或是洗衣服。蹲在河沿边正拿着木板拍打着衣物的大婶回过头看了看执法车，又扭过头去继续干活。
我沿着河边走，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和父母一起，我们聊的话题很固定，就是那个我不愿提及的未来。2011年，我考研失败，在一个流火般的盛夏，我的季节青黄不接。与大多数毕业的普通学生一样，我也拿着简历挤过招聘会，我准备了两次公务员考试，最终都无功而返。八月突兀的大雨浇湿了一整个夏天炙热的念兹，我常常会被凌晨两三点窗外孤怜的闪电惊醒，坐在床头，不知所措。
暴雨那段时间，河水猛涨了几个水位，听说有好几个年轻人溺水而亡，河道边竖起了“禁止游泳”的警示牌。我想起小时候的那条同样一到夏天就开始吞噬生命的沙河，以及通往沙河的小巷边拉着紫红色布帘的电子游戏室。小学时因为迷恋游戏而常常被父母训斥，那时父母的训斥具有天大的威慑力，我满脸的眼泪都不足以与之抗衡。而如今，即便是城管没日没夜在河道边的训斥，人们依旧我行我素，该下河的继续下，该溺水的又继续溺水。
河水从大别山北麓顺流而下，直至省会而去。我在夏末收拾了衣物，和好友一道也去了省会。我们在大学城边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开始了第二次的考研。夏天的风渐渐微凉，萧瑟冷清的秋雨打湿了合肥满街开始婆娑零落的梧桐。待梧桐落光了树叶，一年又漫步到了终点。
12年的春天，我接到学校打来的复式通知电话后，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只觉得那天下午沿着窗台吹进房间的风很舒服，就像小时候站在沙河的浮桥边，看着河水绕着皋城的月亮岛缓缓流动时，带起了河沿的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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